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党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支持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这是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之后，党的重要文件中再次完整提到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以下简称“五力”）。那么什么是国有经济”五力”？为什么要增强国有经济“五力”？如何增强国有经济“五力”？这是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时必须深入回答和深刻理解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国有经济“五力”的由来、内涵与内在逻辑
尽管“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作为国有经济发展目标被完整地提出最早是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但相关概念和思想由来已久。其中，最先明确提出的是国有（营）企业活力问题，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明确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而现行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恰恰集中表现为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所以，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1986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提到：“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实际上，四十多年来，党和政府始终以增强国有（国营）企业或国有经济活力作为改革发展目标，一直没有改变。如党的十四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十七大、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都有相关表述。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2017年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时，都提到了增强国有经济活力问题。实践中，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放权让利”激发国营企业活力开始的。之后提出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种种重要改革举措也都与激发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活力密切相关。进一步讲，历史上，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搞活企业、增强企业活力。直至今天，增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活力仍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但是，随着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国有经济总量进一步增加，经济效益、运行质量显著提高，国有经济活力日益增强，已不再适合作为现阶段国有经济主要发展目标，因此国有经济活力并没有出现在“五力”中。
正是在增强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活力的理论探讨与实际工作过程中，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目标日渐清晰，也随着不同发展阶段国有经济主要功能作用的变化而有所调整、演进和更新。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国有经济（企业）控制力、影响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创新力等概念表述。一是关于国有经济控制力。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多次提到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此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都一再提到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二是关于国有经济影响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除提到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外，同时还提出国有经济（企业）影响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问题。此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并列提出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长春市考察提出，推动国有企业不断提高效益和效率，提高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不仅首次同时并列提出国有经济“四力”，还首次同时强调了培育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这一目标。2016年和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谈话中提到国有企业“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三是关于国有经济创新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创新力与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并列提出，从此创新力成为国有经济改革发展新目标之一，国有经济新的“五力”目标体系开始形成。党的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都再次把创新力置于“五力”之中，强调增强国有经济“五力”。这意味着新时代国有经济“五力”目标体系逐渐成熟、定型。
那么如何理解国有经济“五力”的内涵及相关各“力”之间的逻辑关系呢？首先，这“五力”是对新时代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目标的完整表述，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对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新要求。国有经济竞争力主要是指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的表现，特别是在效率、效益、市场占有率、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高低或大小。国有经济创新力主要是指国有资本、国有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方面所具有的能力，特别是在技术创新投入、产出及自主创新、促进科技自立自强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国有经济控制力是指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及重要资源的掌控与支配能力，包括对其他所有制资本和企业的支配能力，对国民经济运行调控能力，及国家运用其所掌控的资源实现对内对外战略目标、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能力。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关键不在于其规模和范围大小，而在于其质量高低，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国有经济影响力主要是指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示范、引领、带动与导向作用及能力，体现国有经济在服务国家战略、发挥战略支撑作用及承担社会责任、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过程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效果。国有经济抗风险能力是指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化解自身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各种风险的能力，以及帮助其他市场主体和国家抵御外部风险的作用及能力，具体包括国有经济在应对“脱实向虚”、经济与金融危机、重大疫情和自然灾害、政治突发事件及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贸易保护主义及国际技术封锁打压时所具有的韧性与抵抗能力。
国有经济“五力”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强化、密不可分的。没有国有经济的创新力就不会有竞争力，没有竞争力和创新力也不会有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国有经济增强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也有利于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进而增强国有经济创新力。在国有经济“五力”中，创新力是新发展阶段日益重要的发展目标和要求，是“五力”的核心；竞争力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优势的重要体现；控制力和影响力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和体现；抗风险能力则是面对日益复杂和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内外部环境，党和国家基于底线思维对国有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国有经济“五力”都以国有经济活力为基础，没有国有经济活力就不会有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国有经济“五力”是国有经济活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具体化，以及在新时代的新要求和新体现。要在不同历史条件、发展阶段对国有经济功能作用有不同要求的高度，理解国有经济“五力”的由来与提出逻辑。
二、新时代增强国有经济“五力”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所指出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该思想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国有经济“五力”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的，也是为此服务的。把增强国有经济“五力”确定为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目标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落实。增强“五力”是实现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和必然要求，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改革发展目标的确定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深化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体现，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增强国有经济“五力”是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对国有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国有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首先，增强国有经济“五力”是新发展阶段更好发挥国有经济功能的必然要求与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既体现了国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分的传统作用与属性，也体现了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的新标准、新要求。其核心要义包括：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在我国，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和经济制度的表征，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二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主导力量。国有经济在我国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不仅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政策工具，要在国民经济健康平稳持续运行中发挥主力、导向和引领作用，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大国重器。三是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力量和排头兵。国有企业要成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部属的强有力支撑，要做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排头兵、做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做“一带一路”建设、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排头兵。四是实现共同富裕、维护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保障力量。国有企业要实现上述功能，就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五力”。
其次，增强国有经济“五力”是新发展阶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与选择。《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这些历史经验中，其中第五条是坚持中国道路，而增强“五力”是新时代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与选择。增强国有经济“五力”与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相辅相成的，具有内在一致性。国有资本与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会增强国有经济“五力”，反过来增强国有经济“五力”也会有助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特别是增强国有经济“五力”就意味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容。而无论是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按劳分配为主体，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都要求支持国有资本和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国有经济“五力”。
再次，增强国有经济“五力”是新发展阶段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与选择。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要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必须首当其冲。增强国有经济“五力”是实现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志。衡量国有经济发展水平关键不是看其外在形式、规模、范围和数量，而是要看其发展质量，其中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无疑都是反映国有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指标。此外，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完成，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在新发展阶段，我国一方面要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还要应对来自一些国家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挑战。为此，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就变得尤为重要和紧迫。而通过增强国有经济“五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我国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防范和控制各种风险，是我国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
经过40多年改革发展，我国国有经济已经取得长足进步，规模、效益和效率都显著提升。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都明显增强，为我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备了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条件。但和新发展阶段党和国家对国有经济的要求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需要和人民的期盼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如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强，和国内外同类企业相比，国有经济相关主体普遍缺乏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国有资本、国有企业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引领作用和战略支撑作用。因此，从国有经济自身发展来说，增强“五力”也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新时代增强国有经济“五力”的前提条件与基本路径
那么如何增强国有经济“五力”？需要明确的是，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自信、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自信，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国民共进”，是增强国有经济“五力”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增强国有经济“五力”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结果也是目标，但并不等于要削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恰恰相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等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不仅应该也能够实现协同共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国民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征和成功经验。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与此同时，以国有经济为主的公有制经济总体上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二者之间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近年来，一些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国有经济也都实现了较高质量发展。在我国，国有经济、民营经济都要做强做优做大，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唱衰和做衰其中任何一种经济成分的言行都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建立增强国有经济“五力”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这是增强国有经济“五力”的基本前提。
从共性特征和基础条件来看，无论增强国有经济“五力”中的哪一力，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党的领导。要通过进一步发挥党组织作用使国有经济相关企业成为更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和国家战略的重要实现与支撑力量，成为维护人民共同利益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石与保障。二是不断激发国有经济活力。要营造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更多国有企业成为具有优秀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成为充满生机活力的市场经济主体。完善选拔任用机制和中长期激励机制，使更多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成为优秀国有企业家。三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通过加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推动国有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实现有质量、有效率、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四是积极融入并服务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国有经济要在稳定增长、扩大内需、畅通国民经济大循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和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更好发挥作用。五是进行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要加快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和经营机制，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公有制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充分发挥两类公司作用，对标世界一流企业提高管理水平，进行数字化转型。从个性特征和具体影响因素来看，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各有不同的重点、途径和要求：
一是关于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要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效率为前提，充分利用外部市场竞争机制和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引导相关企业对标同行业世界一流企业，在提高管理水平、创新商业模式、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及提高净利润增长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上下功夫。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国际化水平，使国有经济主体能更好适应激烈竞争的国内国外市场环境，使相关主体在注重社会责任的同时，成为更加注重质量、效率和效益的现代企业，进一步发展成为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
二是关于增强国有经济创新力。国有经济创新力包括制度创新力、管理创新力、文化创新力、技术创新力，其中技术创新力是核心，但没有其他创新力也难以产生技术创新力。增强国有经济创新力关键在于提高国有经济相关主体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使其成为原创技术和新兴技术策源地。为此，需要进一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强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建立国有经济创新体系和创新激励机制，构建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协同创新机制，加快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激发创新活力和动力，建设高水平创新创业平台，孵化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突破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和行业共性技术。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充分带动、引领和支持全社会创新创业，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支撑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主力军，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进一步发挥排头兵作用。
三是关于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国有经济控制力即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运行的态势及控制重要产业、关键领域和资源的能力。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关键在于优化国有资本的布局和结构、提高国有经济创新力。为此，首先要强化国有经济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的支配地位。推动国有经济向国防军工、能源资源粮食供应保障、战略性物资储备、骨干网络、重大金融基础设施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强化国有经济对国防安全、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强化国有资本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控制力，打通相关产业堵点、断点，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强化文化领域国有经济引领作用。加强国有经济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领域的研发投入，掌握更多杀手锏技术和产品。提升国有经济对公共服务体系的支持保障能力。补齐国有经济对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短板，建立多元化供给机制。
四是关于增强国有经济影响力。国有经济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国有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承担社会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美誉度和积极影响。增强国有经济影响力要求国有经济自身率先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共享经济、促进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绿色转型，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推动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等方面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西部大开发，推动中部崛起，高水平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同时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要在国内外树立诚信守法、遵守相关规则、尊重相关文化、保护生态环境、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的良好形象。
五是关于增强国有经济抗风险能力。增强国有经济抗风险能力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对相关主体生产、投资、债务、金融等风险管理。第一要做好顶层设计，构筑金融风险防火墙，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第二要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国有企业“脱虚向实”、做强主业。第三要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止房地产泡沫破灭。第四要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防止债券违约。第五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重大疫情、自然灾害和国际突发事件的准备，对相关物资和技术的备份。第六要加强海外投资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的监管措施，杜绝盲目并购和恶性竞争，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此，要强化监督和责任追究，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着力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切实防范国别法律风险、廉洁自律风险，坚决守护好人民的共同财产。
四、简要的结语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再次提到增强国有经济“五力”，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增强国有经济“五力”是我国学术界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面临的一项新的重大课题，目前相关研究还很有限，亟需加强。理解和研究增强国有经济“五力”要有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和全局视野。过去，学者们对“五力”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国有企业层面，今后要更加注重从国有经济层面进行研究。国有经济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具有鲜明时代性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还在进一步演化中，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而对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这“五力”的界定、评价、影响因素和要求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调整。因此，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对增强国有经济“五力”的实践进行指导，需要构建新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既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超越西方经济学，同时又融汇贯通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基于“五力”目标的中国特色国有经济理论体系。
（作者系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