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于人应该纳入我们提高消费率的战略。”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宏观政策季度报告发布会上表示，扩大居民消费，既要应对需求的短期波动，也要着手解决影响居民消费率的长期问题。

　　提高居民消费率要着眼长远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既涉及供给侧如何提高生产率，也涉及需求侧如何扩大内需。蔡昉认为，明确方向后，还要从数据中找准薄弱环节。

　　从供给侧看，劳动生产率增长有赖于劳动者素质提高、资本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过去，增加资本投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投资回报下降，资本投入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减弱，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为重要。

　　从需求侧看，拉动经济增长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在统计上对应净出口、资本形成和最终消费，其中，居民消费约占最终消费的七成。过去十几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回升，2024年占比约为四成，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低。

　　蔡昉把投资和居民消费比喻为火箭的两级助推器：经济增长开始更多依靠内需时，投资好比“第一级助推器”，提供主要推力；若要让内需持续带动增长，投资仍需发挥支撑作用，居民消费也要像“第二级助推器”那样接续提供动力。

　　“外需减弱时，扩大内需有助于稳住总需求；投资意愿偏弱时，提振消费也能起到调节作用。”蔡昉指出，这类逆周期调节可以缓解短期波动，但若想从长期角度提高偏低的居民消费率，还需从收入分配入手，特别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

　　消费主力在城镇

　　截至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接近68%。2016年至2024年，城镇居民每年的消费总额约为农村居民的4倍。蔡昉认为，城镇人口还在增加，城镇也处在消费升级的前沿，扩大居民消费应把重点放在城镇。“发掘新的消费需求也关系到新产业和新就业机会的培育。”

　　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3.8%，低于农村居民的6.7%。同期，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年均增长4.6%和6.4%。在蔡昉看来，收入增长相对较慢是影响城镇消费的一个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对差距逐步缩小，但衡量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变化较小：2015年至2024年约在0.46至0.47之间。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并没有同等幅度地拉低整体收入差距。

　　“原因在于，整体收入差距不仅取决于城乡之间，还受城乡各自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蔡昉指出，以消费支出的分布作参照，2015年至2020年，农村居民内部的消费差距有所缩小，城镇居民内部则略有扩大。也就是说，城镇内部收入分配改善偏慢，正在成为影响整体收入差距和城镇消费的重要因素。

　　增收与改善分配并重

　　人工智能发展还可能给就业和增收带来新的压力。蔡昉以不同年龄段的就业率为参照作了一个设想：如果人工智能在部分行业替代一些工作，缺少工作经验的年轻劳动者和数字技能不足的年长劳动者可能更受影响。这说明，人工智能冲击首先表现为结构性就业压力。

　　这种就业压力会怎样传导到收入和消费？“关键要看生产率提高过程中企业用工和居民购买力如何变化。”蔡昉解释，在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同样多的产品和服务，所需用工可能减少，如果失业者难以找到收入相当的岗位，收入就可能下降。同时，生产率提高也可以带来更多产出，但如果居民购买力未能同步增长，新增供给就可能面临需求不足。

　　因此，应对之策需要长短结合：经济复苏有助于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分配则可以从当下着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国家数据显示，再分配前，市场收入的平均基尼系数为0.466；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调节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低于0.4。这说明，再分配对缩小收入差距具有明显作用。

　　“这对我国同样有借鉴意义。”蔡昉表示，我国初次分配仍有改革空间，税收和转移支付也能进一步发挥调节作用，“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投资于人’，既有助于改善分配，也有助于扩大消费。”

　　养老保障和户籍改革如何带动消费

　　针对人口老龄化给养老保障带来的压力，蔡昉做了情景测算。他把63岁及以上人口与20至62岁人口之比作为赡养比，用来衡量养老负担。以2024年为基期，在他设定的潜在增长率情景中，到2035年，劳动生产率的累计增幅高于同期赡养比的增幅。也就是说，每个劳动力创造的产出提高得比养老负担上升得更快。如果把改革对生产率的带动作用也计入，两者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这意味着，从生产率增长的角度看，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并非不可化解。

　　基于这一判断，蔡昉建议继续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主，坚持第一支柱现收现付，并发展第二、第三支柱。相关数据显示，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约为5.29亿，其中约1.88亿人领取待遇，已覆盖不少城镇居民。“但依然不够，应加快推动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向职工养老保险趋同。”蔡昉认为，保障水平提高后，相关居民的转移性收入有望增加，消费时也会减少顾虑，从而带动消费。

　　除养老保障外，基本公共服务能否跟上人口流动，同样关系到居民消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城镇常住人口中，户籍不在本乡镇或街道的人口平均约占37%，其中，20岁上下的部分年龄组超过六成。这部分人虽然长期在城镇工作生活，却往往因为户籍不在本地，难以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消费能力和意愿因此受到抑制。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正是要解决这一矛盾。”蔡昉表示，让流动人口更平等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稳定劳动关系、促进人力资本投入。收入和保障改善后，相关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也有望增强。“如果说养老保障是从‘解除后顾之忧’的角度稳住消费，那么户籍改革则是从‘提升流动人口消费能力’的角度释放消费潜力，两者共同构成长短结合的政策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