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珠江国际贸易论坛闭幕之后，广交会上的“信任经济学”正在被重新定义。
10月20日，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收官，第二期换展在即。截至10月19日，共有来自214个国家和地区的18.9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比上届同期增长13.3%。万商云集的展馆内外，关于论坛信号的讨论仍在延续。
4天前（10月16日），以“厚植互信根基聚力合作共赢”为主题的2026珠江国际贸易论坛在广交会堂举办。论坛闭幕后，“能力出海”“贸投一体”“原生全球化”等信号并未随会期结束而降温，反而在展客商中持续发酵。在广交会创办70周年节点上回看这场论坛，恰可观察中国外贸从商品输出转向能力输出、从单一贸易转向贸投耦合的新趋势。
《华夏时报》记者在论坛现场及展馆走访中注意到，一个清晰的逻辑正在浮现：互信不再只是贸易的“润滑剂”，而是降低跨境交易成本的“隐形基础设施”；能力输出不再只是口号，而是替代单一商品出口的实质路径；贸投一体化不再只是概念，而是通过境外园区和规则对接逐步落地的现实选择。三者交织，构成中国外贸第二增长曲线的底层框架。
跨境交易的“隐形基础设施”
“互信是支撑国际贸易行稳致远的无形基石。”世界贸易组织（WTO）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在视频致辞中的这句话，为论坛关于互信的讨论定下了基调。在跨境交易中，信任缺失往往会推高交易成本：重复认证、合规审查构成显性支出，合同履约风险、品牌认知折价则形成隐性损耗。而互信的建立，恰恰是降低这些成本的前提。
格力电器副总裁、首席市场官朱磊在论坛上对政策层面提出期待：“希望论坛持续搭建中外政企、产业链对话平台，期待加强国际标准对接交流，推动绿色低碳、能效领域标准互认，降低企业出海重复认证成本；助力中国自主品牌国际传播，帮助海外市场更好地理解中国制造的技术实力与可持续理念，营造公平、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推动互利共赢。”
这番期待折射出两个现实问题：一是中国制造的技术实力与海外市场认知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二是标准互认缺失迫使企业承担重复认证的额外成本。朱磊的诉求并非孤立。安永华南区主管合伙人黄寅在“权威对谈”环节提出，共建可信任贸易新生态离不开“能力互补、持续交付、利益平衡”三大核心要素；广交会则为中外市场主体搭建面对面沟通的桥梁，为长期可持续合作打下信任基础。
如果说朱磊的期待指向规则层面的标准互认，黄寅从贸易生态角度拆解了信任的构成要素，那么梁育填则从企业落地角度给出了更具体的路径。中山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梁育填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企业出海必须“入乡随俗”：“你要去理解、了解当地的制度、文化风俗等，包括用工用人方面，大家都完全不一样。你要去本土化，要扎根到里边，跟他去融为一体去做，不能把中国在国内做的这套你也带出去。”
梁育填指出，跨国经营面临新的约束：“部分发达国家对ESG要求很高……你要在这一领域主动适应，甚至力争引领，这样就能发挥标杆与模范作用。”这意味着，互信不仅是商业层面的契约信任，更是制度、文化、可持续发展等多维度的深度嵌入。当企业能够在东道国赢得制度与文化层面的信任，跨境交易中的合规摩擦与隐性成本才可能真正下降。
出口内涵的深层重构
如果说互信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前提，那么能力输出则是中国外贸从“量”到“质”跃迁的核心路径。论坛上，黄寅的判断颇具代表性：“中国企业出海正在从‘产品出海’迈向‘能力出海’，不只是输出商品，更是输出研发、供应链、运营管理等综合能力。”
这一判断在格力电器的实践中得到印证。朱磊在论坛上分享了格力连续31年参加广交会的历程：从产品出海迈向产业共建，在海外布局上坚持深度本土化运营，例如巴西工厂本土员工占比高达98%，推动品牌深度融入当地社会。他明确提出：“企业出海的落脚点，是满足全球消费者的真实需求，过硬的产品实力才是互利共赢的根基。全球客商到广交会不只是寻找订单，更是寻找价值共鸣的全球伙伴。”
价值共鸣并非抽象概念，它首先建立在产品对真实作业场景的适配能力上。10月19日，委内瑞拉采购商伦索内·斯卡兰特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他购买了一辆中国重汽豪沃（HOWO）前四后八（8×4）直臂随车吊，也就是随车起重运输车。据其介绍，这款工程专用车自带吊机与货箱，可一边拉货一边吊装，常用于建材、苗木、工地设备转运、电力抢修等场景；这辆车主要用于采矿作业和调运沙子。他形容，这类集吊装与运输于一体的工程专用车能够适配多种作业需求，“如果在委内瑞拉，一个人就能拥有一切”。
从“寻找订单”到“寻找价值共鸣的全球伙伴”，这一转变意味深长。它意味着中国外贸的竞争维度正在从价格与规模转向能力与生态。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在主旨演讲中提出，AI时代催生“原生全球化”新模式，不少技术、产品、服务从诞生之初就面向全球市场，区别于传统“先国内、后海外”的走出去路径。她分析，数智技术高速发展、国内产业能级提升等因素共同支撑中国迈向原生全球化新阶段；企业需要树立全球视野，塑造可信的品牌形象，坚持互利共赢，同步适配国际高标准合规体系；政策层面要促进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更加透明、便利、可预期，为高水平全球化发展筑牢制度保障。
在信任构建层面，小米集团国际业务部副总裁蒋聪的观点与江小涓关于“可信品牌形象”的判断相呼应。他在现场表示，科创企业出海的信任构建区别于传统外贸，售卖的不只是商品，更是技术体系、产业生态与持续服务，企业需要依靠硬核技术、严格合规经营、持续本地化投入，慢慢建立国际市场信任。
能力输出最终要落到东道国的本土化运营上。梁育填在采访中提醒，不能只看成功企业的经验，失败的企业往往已经退出市场，难以被观察到；正因如此，本土化才不可替代。他反复强调：“企业出海过程中推进本土化……首先要入乡随俗。”这意味着，能力输出并非简单的产能转移，而是将研发、供应链、管理、合规等综合能力在东道国进行适应性再造。朱磊关于巴西工厂本土员工占比98%的案例，恰恰说明了这种再造的深度：只有真正融入当地社会，能力输出才具备可持续性。
境外园区与规则对接的落地路径
能力出海需要载体，贸投一体化需要通道。梁育填在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表示，我国对外开放已经迈入贸易、投资深度耦合的新阶段，境外产业园区正是实现贸投融合的重要载体。企业需要直面逆全球化暗流，强化自身经营本领，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国内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互联互通，开辟中外产业协作广阔新空间。
这一判断把贸投一体化的讨论从企业运营层面进一步落到制度载体层面。境外产业园区不仅是产能合作的物理空间，更是规则对接、标准互认、管理协同的实践平台。朱磊关于“推动绿色低碳、能效领域标准互认，降低企业出海重复认证成本”的期待，与梁育填关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互联互通”的呼吁形成呼应：标准互认降低交易成本，规则对接保障投资安全，园区载体则承接贸投一体化的落地。
规则对接和园区布局还需考虑区域差异。梁育填在采访中对东南亚市场的判断值得关注：“整体来看，双方发展总体态势良好，中国的产业与企业带动周边国家形成经济联动，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因各国发展基础与发展水平不同，实际进展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化特征意味着，境外园区和规则对接不能采取“一刀切”模式，而需要根据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发展阶段、产业基础进行适应性设计。
制度供给之外，贸投一体化还要接受市场端的检验。雪华铃电器董事总经理、首席技术官Can Yildirim从国际采购商视角提出“合作的未来在于价值共创”。他以德国家电品牌雪华铃深耕中国市场三十余年、扎根深圳发展的合作经验为例，鼓励中外市场主体理性看待竞争与合作，通过共同定义产品方向、一起挖掘终端用户需求、保持坦诚沟通、坚守商业承诺等方式实现价值共建，进而应对快速迭代的市场环境带来的考验。
由此看，贸投一体化的落地，既需要顶层设计的规则互认，也需要微观层面的本土化运营能力，还需要采购商端的价值认同——这正是朱磊所言“深度本土化运营”、梁育填所言“入乡随俗”与Can Yildirim所言“价值共创”在实践层面的交汇点。
回望论坛，第二增长曲线的底层逻辑逐渐清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已经收官，但论坛引发的思考仍在延续。18.9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外贸韧性的直观体现；而珠江国际贸易论坛上关于“能力出海”“贸投一体”“原生全球化”的讨论，则指向更深层的结构性变化。
互信降低跨境交易成本，能力输出替代单一商品出口，贸投一体化通过境外园区和规则对接落地——这三者并非孤立命题，而是相互支撑的系统工程。朱磊期待的标准互认与品牌传播，梁育填强调的本土化与规则对接，黄寅提出的能力互补与利益平衡，江小涓分析的“原生全球化”新趋势，共同勾勒出中国外贸第二增长曲线的轮廓。
这条曲线的斜率，不取决于单一企业的产能扩张，而取决于中国制造能否在制度、文化、规则、标准等多个维度与全球市场形成深度互嵌。正如梁育填所言，企业出海要“扎根到里边，跟他去融为一体去做”。当“融为一体”从企业策略上升为产业生态，从个体实践扩展为制度安排，中国外贸的第二增长曲线才真正具备可持续的支撑。第140届广交会的实践充分证明，互信是合作前提，共赢是发展目标——而能力出海与贸投一体，正是通往这一目标的现实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