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这一战略定位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正从局部突破迈向系统性重塑的新阶段。全国两会期间，上海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兆颖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深入解析了智能经济带来的深刻变革，厘清了其与数字经济的本质区别，并围绕当前发展所面临的瓶颈与挑战，分享了上海在智能经济领域的前瞻布局与创新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为推进我国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路和参考。
“智能经济新形态绝非概念炒作，而是生产力的质的跃迁。” 朱兆颖对记者表示，智能经济新形态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一战略定位意味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将迎来政策导向、产业布局、标准体系三大深刻变革。
在朱兆颖看来，政策导向层面，变革核心是从“单点扶持”转向“系统重构”，“以往政策多聚焦于算力补贴、企业税收优惠等单点措施，而智能经济要求构建技术—产业—治理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未来国家将出台关于智能经济发展指导意见，重点解决AI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制度性成本问题，包括数据确权、算法审计、智能体责任认定等新型生产关系的法律框架。”
“产业布局上，双轮驱动成为鲜明特征。”朱兆颖以上海举例称，上海作为全国人工智能产业高地，正加快形成特色发展路径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高地，形成底层技术攻关与垂直场景落地并重的发展格局：一方面依托浦东建设国产AI芯片与算力集群；另一方面在生物医药、智能网联汽车、金融科技等优势领域，打造世界级智能应用场景。从全国层面将加速“东数西算”与“东智西算”协同，完善算电协同体系，构建分布式智能算力网络。
“标准体系层面则进入快速迭代期。”朱兆颖强调，标准制定逻辑已从传统的“技术成熟后定标准”转向“标准引领技术路线”，预计今后智能体接口标准、多模态数据流通规范、AI安全评估体系等关键标准将密集发布，“这是抢占全球智能经济话语权的关键举措。”
谈及智能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本质区别，朱兆颖指出，关键在于自主性跃迁。“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作为信息中介提升匹配效率，但决策主体仍是人类。而智能经济时代，智能体（AI Agent）具备环境感知、自主规划、工具调用、持续学习的能力，能够独立完成复杂任务闭环。”
朱兆颖进一步阐释，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升级，而是生产组织方式的范式革命——从“人使用工具”转变为“人指挥智能体，智能体指挥工具”，真正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推动实体经济与AI技术融合创新。
不过，机遇当前，朱兆颖坦言，智能经济发展仍面临三大瓶颈亟待突破。首先，智能体可靠性不足，大模型“幻觉”问题在严肃商业场景中不可接受，亟需建立可解释、可验证、可回溯的智能体技术架构。目前，上海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正联合相关机构制定《行业智能体技术成熟度评估标准》，将智能体能力划分为L1—L5五个等级，而当前产业界普遍处于L2—L3阶段。
数据供给与算力成本则是另外两大突出瓶颈。“高质量行业数据仍被割裂在政企孤岛中。”朱兆颖建议，可借鉴上海数据交易所的经验，建立智能体训练数据专区，探索“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新型流通机制，打造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运营评估中心。而在算力成本方面，智能体推理成本居高不下，需加速端侧AI芯片、模型压缩技术的产业化，推动智能体从“云端集中”向“端边云协同”演进。
朱兆颖介绍，上海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已启动企业—高校—政府三方联动机制，形成产业发展合力。目前正推进“城市智能体操作系统（CityOS）”研发，将上海城市治理经验转化为可落地的智能体协作框架，推动城市事件从 “人工派单” 向“智能体自主处置”跃升，为全国城市治理智能化提供 “上海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