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热恋科学家
本刊记者/彭丹妮
图灵量子距离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步行仅需两三分钟，可最低程度地压缩金贤敏在两种角色之间的切换时间——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也是图灵量子科技公司的创始人。
2022年2月18日，是上海图灵量子一周年庆的日子。当天下午，金贤敏先后会见了四波投资人。“不差钱”的图灵量子，目前已经完成了三轮大额融资，累计融资额过5亿元。最后一次融资，就是在周年庆这天敲定的，距离上一轮仅3个月左右。
从量子计算、3D打印，再到芯片、医药等许多新兴科技领域，近期，科研人员的初创企业都在频频报道融资消息。在投资圈，“硬科技”已经成为被提及的最高频词汇之一。在2021年底一场关于硬科技投资的会议上，有投资人说，目前中国硬科技的兴盛，有点像美国硅谷1970~1980年代的状况，有很多新的技术涌现，也有很多创业机会。
2021年7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一场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到当前这个阶段，科技创新既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专精特新”就是要鼓励创新，做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从而有望为国家解决一批制造业细分领域内的“卡脖子”难题。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提倡的“产学研相结合”，在国内算不上是什么新鲜事物，但因种种原因，理想迟迟难以照进现实。就在几年前，还有教授因开公司进行科技成果转化而身陷囹圄，但如今，科学家们的实验室门槛却要被纷至沓来的投资人踏破了。在历史巨轮的推动下，一轮科学家创业潮，正在形成。
转向“专精特新”
金敏贤和他的图灵量子正在经历的融资故事，最近每天都在上演。提供激光雷达解决方案的洛微科技三年前在杭州滨江区成立时，早期的启动资金来自于几个创始人。大约从2021年夏天开始，很多风险投资人开始找到该公司。到了年底，投资人已经多到他们有点无法接待的程度。2022年初，洛微科技完成B轮融资，创始人冯宁宁说，现在进来的资金已经远超公司原计划的融资额度。
2020年6月，西湖未来智造（杭州）科技公司成立，仅4个月后，就获得英诺天使、中科创星两家投资机构的数千万元天使轮融资。2021年10月，该公司再次获得红杉中国等机构的数亿元Pre-A轮融资。未来智造研发的是1-10微米精度电子3D打印设备及材料体系，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周南嘉是西湖大学工学院研究员。
金贤敏是在中国科技大学读的博士，导师是该校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潘建伟。作为国内量子通信研究的领军人物，早在2009年，潘建伟团队就成立了上市公司“科大国盾”的前身安徽量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2013年左右，潘建伟曾找到职业经理人郑韶辉，希望对方投资。但后来因利益纠葛，双方反目，被媒体称为“量子通信第一公案”。该事件反映了早期研究人员的创业处境——要自己去找钱，并不像今天这样投资人主动找上门来。
时过境迁。专注于“硬科技投资”的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近来时常听到，风险投资（VC）“哄抢”科学家项目的消息。中科创星由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联合社会资本于2013年成立，旨在孵化硬科技项目，迄今已投资了100多家中科院背景的相关企业。米磊发现，最近，有些VC听到中科创星对某个教授的项目有投资意向，便想办法挤进来，还会找一些关系认识科学家，甚至承诺给科学家的孩子解决上学问题等等。对此，他感到匪夷所思。
米磊说，过去，像中科院西光所这类科研机构，很难找到专业的投资人。很多资金都来自房地产或煤矿等传统行业，但其中一些投资的真实目的，可能并不是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而是把项目进行包装后，再向地方政府拿地，将其变成圈钱的工具。
与中国不同，美国在这个领域的资本早先是流向一些底层硬技术，再转向互联网。但当中国的风险投资在1990年代至21世纪初出现时，就正好赶上了这股互联网投资热潮。过去10年，依靠互联网技术进步带来的商业模式创新，是中国科技投资的主旋律，崛起的是诸如阿里巴巴、腾讯、美团、小米等互联网公司。至于高校与科研院所里的项目，因为风险高、周期长，且教授创业通常在商业运作和市场化能力上的明显短板等原因，中国的风险资本过去并不怎么青睐。
但现在，投资人发现，互联网、教育、金融等领域都面临着较大监管压力，再加上行业整体投资回报率已经比较低，甚至亏损，因而不再吃香。驱动经济的新的力量，还要靠更为底层和硬核的科技。
受访者们也一致提到，2018年之后，芯片领域的“中兴事件”“华为事件”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技术保护将科技创新、产业链突破“卡脖子”的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科技自立自强被定位为中国发展的战略支撑。
今年1月下旬，彭博社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扶持“专精特新”的前沿科技初创“小巨人”企业，是中国重新定位科技产业的关键。
“十四五”期间，中央财政设立了专项资金并安排100亿元以上奖补资金，分三批重点支持10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2021年11月23日，工信部副部长徐晓兰在国新办吹风会上表示，中国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762家。这些企业中，超五成研发投入在1000万元以上，超六成属于工业基础领域。
同月，国务院接连发布了《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办实事清单》《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若干措施》等文件。文件中为这些“小巨人”办实事的清单包括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完善信贷支持政策、畅通市场化融资渠道、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31条具体任务。
与此同时，政府投资与金融市场也有一系列调整，将资金从互联网、电商等平台型大科技公司引向技术驱动的创新型初创企业。2018年，中国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降低了企业上市发行门槛，中小科技型企业也能上市融资；2021年9月，北京证券交易所注册成立，其定位更是瞄准“专精特新”这类更偏早期的、更小型的创新企业，这使得营收和利润还达不到科创板要求的公司也有上市机会。
2019年，中国芯片的自给率仅为30%左右。根据国务院发布的相关文件，中国芯片自给率要在2025年达到70%。根据国外咨询公司Preqin的数据，2021年，中国风险投资总额达到了1306亿美元的新纪录，较前一年的867亿美元高出了约50%，其中，芯片制造商、集成电路设计商和其他半导体初创公司获得了88亿美元的资金，是美国同类公司投资13亿美元的六倍多。
“2021年是相当特殊的一年，可以说是过去10年甚至更长周期结构性转折的一年。”泰合资本合伙人梅林表示，十年前大笔融资的是手机、家电、基础工业品等，但2021年的赛道是半导体、新能源、智能汽车等科技属性更强一些的行业。相应地，投资机构也越来越愿意招聘那些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高学历人才来担任投资人。
2018年，互联网行业的融资数量达1025起，融资总规模191.75亿美元，均排名第一。到了2021年，互联网行业融资下滑到了第四位，硬科技行业成为了主流，其中光是半导体芯片领域，融资额就近200亿美元，比互联网行业的投资总额还要高。
一位专注早期项目投资的创投机构投资总监在2021年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与创投行业正在明显切换投资赛道的趋势和政策引导相适应，他所在的机构现在有75%的资金都投向硬科技企业，25%的资金投资C端平台型互联网经济项目。“如今，我们所有的基金合伙人每天都在学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集成电路领域的最新技术发展趋势与科研成果，争取能找到最具成长潜力的硬科技企业”。
与此同时，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0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2019年，全国3450家公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项数为15035项，比上一年增长32.3%。“作价投资”是指经学校同意，技术团队和发明人利用其科技成果，经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及作价，作为注册资本出资创办科技型公司或向科技型公司增资扩股的行为。
在2021年9月的一场会议上，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指出，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硬科技项目已经超过红杉投资组合的80%。“和五年前、十年前相比，当下中国的创业主题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可以说，一个科技主导的创业新时代已经到来。”
教授创业的制度束缚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主动联系科技公司梦之墨CEO陈柏炜的风投机构开始增加。2021年10月，梦之墨完成近亿元的融资。该公司的业务是液态金属柔性电子增材制造，技术诞生于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静的实验室，陈柏炜是刘静的学生。
梦之墨并非刘静团队第一次进行成果转化的尝试。1999年，他们启动了一项高低温复合式冷热消融设备的研发，但一直找不到能接手将其产业化的公司。大约10年之后，到2010年左右，他们才找到一家由几个年轻人成立的新公司同意合作。如今，这个用于肿瘤微创治疗的产品，已进入国内一些大医院。也在差不多同期，刘静团队还曾技术入股企业，但因为双方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合作很快告终。
刘静回忆，那时候，社会上并不提倡教授创业，他觉得，还是不要直接创业为好。2013年10月，时任浙江大学副校长、中控集团总裁的自动控制学家褚健正在为入选工程院院士准备第二轮答辩，却突然因涉嫌贪污而被刑事拘留，这与他在1990年代在校外成立的中控系公司有关。
这件事引发了那些在高校内从事产学研工作的人们的强烈共鸣。2014年，财经作者吴晓波写道，在现行的高校科研体制下，若一个科学家欲将某一技术进行产业化开发且从中拥有个人产权，那么，产业做得越大，他的犯罪几率就越高且犯罪金额越大。
西科控股首席法务官、稼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曹鹏长期负责处理科技成果转化涉及的法律事务。回忆过去十年，他说，一开始，每走一步都是障碍，每走一步都让人担心。教授创业涉及国有资产的管理，将来审计时会不会被追究责任，出去创业算不算接私活……很多问题没有人可以解答，都是摸索着进行。
到了几年前，刘静感到，国家开始有意识地激发研究者们进行成果转化的热情，并鼓励创业了。科技成果转化一直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部长姚卫浩介绍说，中国于2015年出台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被认为是促进国家创新型经济的里程碑式文件。该文件提高了科研人员参与成果转化应得的收益比例，甚至高于部分国外大学。具体而言，给予成果发明者和贡献者最低奖励比例为50%，而2019年北京市出台的地方法，则更是提升至70%。
关于这一法条，曹鹏解释说，是指科研人员如果把自己的职务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或者是作价出资成立公司，换回来的收益，包括现金或股权，按照规定，至少要拿出50%来奖励成果的发明者和重要贡献者，其中，主要贡献人员奖励不得少于奖励总量的50%。实际上，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都会在此基础上制定自己的规定，奖励比例远远高于此，具体奖励方案的决策权也在科研机构。
2021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与14年前的旧法相比，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将“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设为专门章节，将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写入法律之中，并明确提出了，鼓励科研单位采取股权、期权、分红等方式激励科学技术人员。
曹鹏指出，这些年来，中国在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政策变化，本质上是一个逐渐松绑和下放权力的过程。很多成果转化实践当中遇到的问题后摸索出的办法经验，都逐渐地被上升为政策。比如，当职务科技成果属于一种国有资产时，原先规定，如果要将其转让或者作价出资，需要一级一级上报，达到一定金额时要上报至国家财政部才能获批，效率非常低。但到了2019年，这种知识产权的处置权下放到了高校和研究机构，它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出售以及出售的价格，甚至是否需要对其价格进行评估，也由单位做主。
今天，科学家兼职创业或者保留编制、暂时离岗创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曹鹏认为，他们面临的一个普遍困扰，就是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最近这半年，他集中接到了一些牵涉清华、中科院等机构的此类法律纠纷。比如，一名科学家5年前离岗创业，与别人合伙开公司。到了去年，公司开始筹备IPO，在最后一轮融资时，有投资人在尽职调查中发现，在公司的核心专利中，一位核心发明人即这位离岗创业的科学家的劳动关系还在原科研机构。根据相关规定，该专利属于科学家在职期间的职务发明，原则上应该归属研究院。因此，他们需要回过头来，与研究所就专利的权益问题进行协商，让技术完整、无争议地归公司所有，否则，可能是上市中的一个重大隐患。
曹鹏说，有些教授因为法律意识淡薄，稀里糊涂地将职务成果拿去外面转化，结果公司发展越好，事后补救的代价就更大。因此，他建议，一旦科学家有创业的打算，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如何进行成果转化，而是厘清职务发明归谁所有。
实际上，关于成果转化中所涉及的职务科技成果、职务专利等问题，在《专利法》中早有规定。曹鹏觉得，过去，人们总觉得科学家创业是一项“高危行为”，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中国在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方面并没有非常大的制度性缺失或缺陷。
而要想化解科学家创业面临的法律风险，曹鹏说，科学家自己懂法是最好的，但更重要的是，科学家需要能够及时、准确、方便地找到所需要的法律服务。虽然社会上有相关的律师事务所，然而，以他掌握的行业情况看，国内专门做成果转化合规问题的律师很少，科学家和普通律师之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常常难以互相理解。因此，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设置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一类的平台，来识别科学家创业时所需要的服务，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和更有效的服务。专业的技术转移机构应在科学家和市场专业机构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等高校，这类机构已有接近百年的历史。
科技部一位官员曾跟曹鹏提及，这些年来，中国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政策非常多，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有政策，政策出台快，但法律的修改非常慢。因此，实际执行当中就难免还有一些互相冲突的地方，比如，奖励科学家创业中有一些税收优惠政策，是跟《税法》中的一些条款冲突的。从政府导向到政策的真正落地，还需要时间。
国枫律师事务所还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虽然相关法律法规对非党政领导干部的高校教职员工在校外兼职、创业持鼓励态度，但首发上市审核机构往往非常严格，会进一步关注相关兼职是否影响发行人独立性、是否会影响高校教师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知识产权纠纷等，继而可能会要求教师辞职。
一位科技政策的研究者因此担心，虽然现在国家鼓励科学家创业，基本的法律保障也没有缺位，但是，这种创业活动依然自带不合法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科技人员创业是在两种职业规范之间游走，看起来“游刃有余”，但两种规范有时候是不兼容的，如果细究起来，恐怕还是存在违法情况，这可能是无法解决的一个悖论。
黄金时代里的泡沫
2014年，还在清华大学工作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曾发表过一次关注度颇高的演讲。他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
但几年之后，施一公创办的西湖大学也做起了风险投资。2020年8月，西湖大学（杭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而施一公参与创办的生物科技公司诺诚健华，也在同年3月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除了本土科学家“下海”热，海外科学家也成批地回国创业。洛微科技创始人冯宁宁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毕业后，先在硅谷创业，2018年也选择回国，创办他的第二家新科技公司。以他所处的自动驾驶、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他分析，一方面，随着新能源建设，西电东输、城市智能管廊等新能源领域的基建，为新能源汽车发展铺好了基本设施；另一方面，中国的锂电池企业、汽车产业集群，以及一大批造车新势力公司非常活跃，再加上对半导体行业的重金支持、庞大的市场，可以说以新能源汽车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是继互联网后下一个巨大的风口。
对此，冯宁宁说，“这在其他国家是找不到的，因此有巨大的吸引力。所以最近几年很多在欧美的，不管是公司研发人员，还是教授或留学生，都回来了，因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包含的东西太多了，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是个科学家创业的黄金时代。但投资人是否能做到理性？前沿科技也意味着，很多研发距离技术成熟依然很遥远，资本涌入，是否会催生领域的泡沫或者带来概念炒作？
盛景嘉成合伙人于志宏长期关注科技赛道。他感觉，同行哄抢项目的非理性投资，比真正看得懂项目再下手的投资更多一点。眼下，如果一个项目听起来不错，创始人再有点个人光环的话，项目估值就能炒上天。就像之前人工智能火的时候，投资人也是一批一批地冲进来，但是，回头来看，尽管已经跑出了一些上市企业，但后来市场表现也一般，股价很多在往下走。
他说，前沿科技的不确定性很大，比如区块链、量子技术这些领域，科学界内部也常常有不同甚至相反的声音，人们对技术与产业的看法各不相同。投资人在具备一定科学素养的基础上，保持“兼听”，但有时候也取决于一个科学家能不能说服投资人，有时候遇到科学大腕或大佬，“不信也得信”。
不过，业内人士也认为，投资了失败的项目、“押错”了赛道或者是在相同的技术下没有选对正确的创业者等种种情况，本身就是风险投资要承受的。以量子计算为例，中科大教授、本源量子首席科学家郭国平说，五年前，谈到量子计算，大家都觉得是骗子，现在可能没有人这么想了。现在的形势是，一些并非该领域的人也跳出来自称“量子计算专家”。哪个时期都有风险，都要识别“李逵”和“李鬼”，这就要取决于风险投资人的眼光和判断，没有100%确定的投资。
不同的量子计算公司押注的技术路线有不同，包括光量子、离子阱、超导等方法。在《物理世界》近期一篇题为《量子计算产业化 “泡沫” 有多大？》的文章中，IBM旗下研究院的首席量子专家鲍勃·苏托尔说， 这些技术方法差异极大，追求特定技术的公司可能存在重大（失败）风险。
中科大教授陆朝阳也指出，为筹集资金，国内外产业界都可能夸大量子计算的潜力。他说，产业界的一个主要误导信息是，量子计算可以通过所谓 “并行计算” 加速一切计算任务。但到目前为止，真正可以从量子计算中受益的实际问题仍然非常有限，享受指数级加速的就更少了。
不过，图灵量子创始人金贤敏不这么看。在此领域，国外一些顶尖团队已经布局很多年，他觉得自己入场的时间已经比较晚了。量子计算机的实现是终极目标，但在此之前要提前卡位，找到应用的切入点，在进入产业界之后才能慢慢摸索出来。比如，公司现在可以为金融领域提供一些服务，在期权定价、保险定价等实践中，量子计算可以求最优解，在算法上更低耗、更精确。
郭国平也表示，评价一个技术或产业，不是它的成熟度，而是有没有前途。中国过去一直都是等着国外的某项技术发明已经可以变现，才开始进入一个产业，“此前我们永远在搭美国的便车。发明蒸汽车这种事情是不爱做的，等国外发明了之后给蒸汽车安装个敞篷，这是我们过去的模式。”他认为，本源量子这样的公司在做的事情，也没有在国际上领先于这个领域，而仅仅是不要被国外落下太多。
尽管存在炒作和幻灭的风险，但许多科学家还是对量子计算的未来持乐观态度。陆朝阳说，这个领域才刚刚开始，我们可能只发现了量子技术的冰山一角。现在阶段，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不知道它将如何改变世界。
与此同时，与充裕的资本不相匹配的是，高水平科技人才的匮乏是业内的普遍感受，而这二者的叠加也会带来泡沫。不过，于志宏认为，与别的领域不太一样，硬科技领域的投入，不管是政府资金还是社会资本，必然有些钱是没有见到成效的，有些项目是失败的。但是长期来看，会吸引人才、引导创新。就像2000年左右，很多企业与清华大学、中科院合作，投资开发项目，很多都失败了，但还是有一些技术和企业跑出来了。
确实，市场是无情的，它只拥抱能真正盈利的公司，而并不在乎其创始人有没有科学家光环。被誉为国内“AI芯片第一股”的寒武纪公司，董事长陈天石16岁考入中科大少年班，毕业后曾担任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导。寒武纪在上市第四天，创下297.77元/股的历史高点后，此后股价便一直开启下跌模式。公司成立6年来，常年处于亏损状态。有分析认为，寒武纪目前的盈利挑战，不是因为其不努力，更多是处在盈利的窗口期导致的，但问题是，留给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此外，眼下，受新冠疫情及消费升级影响，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生存困境，“专精特新”企业亦面临同样的市场难题。“高校教授创业成功概率是非常低的。”深圳某头部投资机构人士在去年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像施一公、李泽湘这样成功的教授创业者实在是千里挑一、凤毛麟角。如果教授们不放下他们那套固有的管理体制、不放下教师这个铁饭碗，是很难成功的。对任何人来说，想要创业成功，都必须全身心投入其中，只能全职，无法兼职。
中国需要怎样的科学研究？
清华大学教授付林曾发明了“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技术”，能在不增加燃煤量的情况下，使城市管网供热能力增加50%，这对于面临环保压力的中国北方来说意义重大。但因涉嫌贪污，2016年3月17日他被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立案侦查，同日刑事拘留。
为将科研成果付诸实践，从2005年开始，付林花了5年时间，四处游说、自筹经费、组建公司平台以及与企业合作。有人问付林，为什么要自己成立公司？“如果有其他路可以顺利把科研成果转化了，我绝对不干公司，但没有。”付林说。因为大学用人指标稀缺，难以招人，成立公司平台，可从技术相关行业挖来人才，共同研发。用人需要的可持续资金也是一个问题，成立公司能对外承接一些城市能源咨询项目，给员工发工资。
在美国，企业界拥有大量优秀研究人才，不仅在应用研究和成果产出方面，基础研究领域也是如此。比如大名鼎鼎的贝尔实验室，前身是美国西部电气公司于19世纪末成立的工程部，这里曾诞生过9个诺贝尔奖得主。
但在中国，最聪明的“大脑”多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除大型国企与少数明星私企，国内企业的整体研发能力薄弱，因此，科学家创业对中国的创新体系意义深远。
本源量子的首席科学家郭国平师从中科院院士郭光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量子计算领域，中国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渐拉大。随着科研的深入，量子计算机的工程化也越来越紧迫，需要不同领域的人加入进来。有一次他发现，有个实验怎么做都失败，后来才找到原因：是电路板焊接得不好。当时负责焊接的是一个博士生，他对此毫无经验。试想如果换一个工程师或技工，也许更擅长做这件事。
郭国平认为，自己创业的根本原因，是像量子计算这样的硬科技领域，并不是把专利授权出去就能自动变为产品，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涉及大量研发和培育工作，需要科研人员的深度参与。另一方面，伴随中国科研水平的提升和市场的变化，资本也愿意参与到这个长周期的事情当中来。
范少华是国内一家著名高校的教授，近两年也创立了一家硬科技公司。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刚刚从美国回国、进入大学时，他也没考虑在什么平台进行技术研究，就是打算按照国内学术圈的惯常做法，申请科技部、国家自然基金委等部门资助的项目。但慢慢地，他发现学术界跟产业界脱节比较严重，甚至可以说是“自娱自乐”。比如，一些研究基金确定的研究目标或者指标，其实产业界大约10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这让他开始更多地将希望寄托在公司的创立上。
有一种现实的担忧是，如果教授出去创业，是否会影响他在学术研究、学生培养上的时间和精力？多位受访教授都担任公司首席科学家而非CEO。他们表示，现在能兼顾好两者，完成学校授课和科研要求。还有教授选择与产业界的资深商业人士共同创业，后者主要负责公司具体运营和管理，因此，目前还没有感到应对学校考评体系有什么困难。
为了更好地管理，美国顶尖大学在这方面进行了比较明确和量化的约束。比如，在斯坦福大学，为了保持研究的中立、避免利益冲突，创业的教职工要遵循一些约定，包括必须将所进行的研究与其公司的业务明确区分开来；教员为其创办公司指导/咨询的时间应当限制在每季度13天以内；教员在公司仅可担任顾问或顾问性质的职位，而不是管理岗位……
高校很难监督一个教师具体在学校工作与个人创业之间的精力、时间分配比重，这带来的后果就是，一些人“赢者通吃”。这在国内外都是普遍难题，但如果卡得太死，又不利于科学家激发创新的活力。
另一方面，能创业的教授通常都是学校里的能人，高校也并不愿意他们流失。因此，目前的考评办法就是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可以理解为，这是当前中国在亟需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宏观要求下，对微观层面一些损失的容忍。
在姚卫浩看来，教师创业未必会耽误他对学生开展的培养工作，通过产教融合，可以让学生与业界有更好的接触，了解产业的最新发展趋势。但也有人担心，一些学生会成为其导师公司的廉价劳动力。
范少华认为，现在还不至于担心科学家的创业风潮影响基础研究，因为这类企业型科学家毕竟还是很少一部分。科研环境应该是更包容的，有些领域，尤其是理工科，恰好适合做技术创新，对他们来说，研究成果能够真正在社会上用起来，难道不比发论文更有价值吗？真正需要厘清的问题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该做怎样的研究，企业又应该做什么研究？二者之间如何结合？而科研评价体系应该如何根据研究的分工进行相应调整？
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学教授说，不同的研究应该有不同的评价，但是应用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该要朝着研以致用的方向前进，解决真需求和真问题，发论文不能“救国”。将应用研究成果进行产业化时，应该让市场来评判，而不是在学术圈内，靠着人脉和关系，专家之间互相评审、站台，再拉上学术期刊，证明自己做得好，然后再去申请国家资金。
2020年，华为总裁任正非在C9高校校长来访座谈会上发言时表示，大学不要管当前的“卡脖子”，大学的责任是“捅破天”。当然有一部分工科院校可以做这些工程、工业应用的突破事情，但是对于顶尖的综合性大学应该往“天上”走，不要被这两、三年工程问题受累，要着眼未来二三十年国家与产业发展的需要。
周南嘉认同这种说法，如果某个领域已经完全可以产业化了，高校的研究就很难超过产业界。因此，高校和科研界应该去做那些更加前沿的、最好是50年之内都没有用的东西。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李侠担心，社会激励科学家创业，长期来看，可能会使得那些需要长期研究的、见效慢的领域被冷落，人们更愿意做那些能够快速变现的研究。
他撰文写道，功利主义评价模式容易对应用研究成果给予高评价，而对基础研究成果给予低评价。研究政策倾斜，带来资源投入的增加，易导致以哄抢资源为目的的投机分子大量无序涌入。这种情况下，漫无目的的、探索事物本质的基础研究，应该得到更好的保护。
（文中范少华为化名。实习记者余皓晴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