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常修泽
当前，世界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正经历着重大的战略调整。在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必须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现在需要深入探讨的是，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框架中，扩大内需究竟以扩大什么为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笔者认为，这既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也是在当前世界动荡形势下，保持国家战略定力、确保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战略举措之一。本文拟结合国内外最新的态势和情况，对“扩大居民消费”这一“可持续的历史过程”进行深入探讨。
一、扩大消费必须准确把握“三新”
中国消费正处在悄悄的、也是历史性的变化过程中。无论是消费规模、消费结构，还是消费品质或消费方式，都已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新的变化，这与中国“三新”即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有关。因此必须准确把握上述“三新”概念，这是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但是，据了解，目前社会上对于“三新”的理解却未必全面、准确。既然要立足于“三新”，就应该澄清误区，准确把握。
（一）关于“新阶段”
撇开当前国际格局变化后对于我们所处“时代”如何判断不谈，仅就国内来说，以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标志，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阶段”。在这里，“新阶段”和“新时代”是两个“有联系但有区别”的概念，不应该予以混同。
关于“新时代”，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可见，新时代的任务包括“两个全面”，一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一个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笔者理解这是新时代的基本内涵。现在我们仍处在这个“新时代”中，正“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
什么时候成为“现在时”呢？笔者认为是2021年。一则，2021年，已经进入前面说的“十四五”时期。二则，2021年7月1日建党100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宣告：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则，2021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这个“开启新征程”，意味着中国进入“新阶段”。所以，新阶段应该是从2021年开始。不少论者说新阶段是从2012年开始，还有的说是从2017年开始，窃以为并不准确。笔者之所以执拗地探讨“何时”进入新发展阶段，是因为它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关，也与今天研究的消费有关。
据最新的统计数据，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4.3670万亿元，如果按照1∶6.5的汇率折算，相当于17万亿美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976万元，如按1∶6.5折算，相当于1.2467万美元左右，即如《人民日报》载文所说，已“超过1.2万美元”。按世界银行2021年的标准，1.2695万美元是“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我们现在（人均1.2467万美元）恰好是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底线”。
还有一个重要指标：2021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这意味着农村常住人口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35.3%）。
研究这个“新阶段”，对扩大消费很有意义。进入“新阶段”后，一则，人均消费规模扩大。2021年数据显示，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已经突破2万元（达24100元），保守估计，到2025年将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3万元。按14亿人口计算，全国居民消费支出总规模将达到42万亿元—45万亿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居民消费市场”。二则，消费层次上升，中国进入“居民消费新阶段”。
（二）关于“新发展理念”
笔者理解新发展理念的一个公式是：把2015年版的十个字打一个包（“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再加“安全”，即“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安全”应是“新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安全”与今天我们讨论的议题相关的是什么？固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等等。与今天我们讨论的议题相关的是“人民安全”。如何增强中国14亿人的自身安全感？这是一个新命题。既然人民要安全，那么，居民消费怎么保障安全？包括食品在内，整个消费品怎么保障安全？如何防止三聚氰胺事件重演？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消费安全是事关人民生命健康的大事。
（三）关于“新格局”
新格局有两层含义，现在多数人只是理解成一层含义，即“双循环”——国内国际循环。强调“双循环”是对的，其中重点之一，是要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既然要畅通国内大循环，那就理所当然把“需求”问题突出出来。把握“新格局”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要按党中央精神来构建“双循环”格局。
还有第二层含义。第二层含义是什么？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这是新格局“最本质特征”。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关注。
既然最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那么，我们应关注什么？中国所拥有的14亿人口及其巨大市场空间，是中国“自立自强”——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回旋余地的宝贵资源。再深入一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自立自强，其深厚的民众基础是什么？笔者认为，是“每个人都要自立自强”，这涉及人的发展问题。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每个人自立自强，应在各个方面加以落实。例如，今天讨论消费问题，如何使消费品生产和经营贯彻这个精神？具体说，消费怎么能够适应人的要求，怎么能更有个性化？更时尚化？更健康化？
总之，学习和把握“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概念，一定要弄懂弄透，准确把握，并落到实处。
二、把握新阶段消费趋势，要以“人的发展经济学”为思路，分清消费“四率”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什么？笔者认为是人的解放和发展。从“人的发展经济学”视角研究，在“消费”领域，同样有一些误区：梳理一下，这里有“四个率”容易“搞混”。因此，需讲清“四个率”，再确定我们的重点放在哪个“率”上。
（一）第一个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
这个指标，经济界把它简称叫“社消零”，是指社会上零售的消费品总额增长情况。此增长率指标有月度的、季度的、年度的。例如，2021年前三个季度社消零同比（比2020年）增长16.4%，比2019年同期增长8.0%。2021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0823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12.5%。
应该说，用这个指标来反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情况是有其一定意义的，但笔者认为，这个指标比较狭窄。其狭窄性在于：它只反映“品”（消费品）的增长情况，未能反映居民全部消费的总体情况。因为，现在的居民消费，除了购买“品”之外，还有“服务消费”，而这种“服务消费”近年增长很快。
据统计，2021年人均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10645元，同比增长17.8%，所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已达到44.2%，这是新情况，指标设置应该与时俱进。
还有另一个问题：在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既包括老百姓购买消费品数额，也包括了政府购买消费品数额。政府购买越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越大，增长率也相应增高。这并不完全符合“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思路。
（二）第二个率：“消费增长率”
这个“消费增长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它反映报告期与基期相比的消费增长情况。其意义在于它把服务消费加了进来。应重视这个广义消费（不只是商品消费，还有服务消费）。但是，这个指标没有月度的，最短周期是季度的。例如，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的消费增长率，相对上一年同期，增长15.8%，两年平均增长5.7%。
用什么来衡量消费增长率的实际内容？笔者重视“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021年前三个季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7万元，全年为2.41万元，比2020年增长13.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6%。这个指标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角度研究消费增长情况，有其重要价值。
（三）第三个率：“消费贡献率”
消费贡献率，指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前，欧美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在70%—80%之间。
从当今中国的“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增强，“不可小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2019年，消费对于经济增长拉动的点数分别高出投资0.9、3.3、1.5、1.4、1.6和1.6个百分点，连续六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19—2021年，情况复杂，有起有伏。
（四）第四个率：“最终消费率”
笔者2015年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人本型结构论》中，对此曾作过专门分析，指出：“最终消费率”是指最终消费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4.6%；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2年为36%,而同年美国的这一比例接近70%，多数欧洲国家为55%—65%,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为60%—70%左右，即使是其他奉行节俭的亚洲国家， 也处于53%—61%之间。
正是基于对“居民消费率偏低”问题的关注，2015年笔者建议：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中,把居民消费率拉高。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第一位的问题。
三、机制、结构和方式：三线促进消费升级
如何促进新阶段消费升级？笔者主张：按照机制、结构、方式“三线促进”。
（一）第一条线：建立长效机制，促进消费升级
如何建立消费长效机制？2015年，笔者在《人本型结构论》一书中提出了“十字箴言”：“能消费、敢消费、放心消费”。七年过去了，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笔者结合新情况，再作探讨。
1.“能消费”：重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释放居民的消费需求
“居民收入”是关系居民消费升级的物质基础。现在的情况，一是收入水平偏低；二是收入差别偏大；三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偏小。为此需要做到：
（1）提高消费者收入水平
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直接相关。40多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不慢。按最新统计，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31元。
但是，仍存在薄弱环节。例如，现在已经属于“脱贫县”的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不过每年14051元。另据最新统计，2021年全国居民低收入组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8333元，月均只有694元。有近3亿人处于如此低下的收入水平，如何扩大消费？所以要设法提高收入水平。
（2）缩小收入差距
请关注中国三个方面的居民收入差距：①城乡之间；②地区之间；③不同群体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本报告用“收入比率”分析；不同群体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本报告用“基尼系数”比较。
——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看，2020年为2.56∶1。
——从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看，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20年为3.55∶1（上海与甘肃居民收入之比）。
——从不同群体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2020年为0.468。从国际角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这一指标连续多年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
笔者认为，解决“能消费”问题，除了关注“收入差距”之外，还应关注“财富差距”。迄今尚未见到官方权威部门发布的财富基尼系数数据，从笔者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国财富基尼系数高于收入基尼系数。例如，根据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21》（Global Wealth Report 2021）披露，2020年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为0.704。
（3）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多元化社会中的“自然稳定器”，而且也是消费增长的“自然稳定器”。依据有关资料可知，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总人口不到30%（29.4%），但该群体消费总支出占比达到46.5%。未来几年，“能消费”的重中之重是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建议该规模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30年争取达到占40%左右，然后再逐步提高。
2.“敢消费”：社会保障
在现在老百姓收入还不够高的情况下,怎么才能“敢消费”?首要的是搞好社会保障,把基本公共服务搞好,以弥补收入环节之薄弱。举其大者,包括教育、就业、社保、医疗、住房等。这些都要覆盖到全体居民。只有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费者才能吃“定心丸”。在这方面，现阶段最靠谱的行动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3.“放心消费”：消费安全
消费安全，最关键的是食品药品安全，这都涉及人的发展的问题。必须建立健全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召回制度,确保消费安全。
（二）第二条线：优化消费结构，促进消费升级
主要应优化三个结构：
1.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结构
近年来，一个新的情况是，随着阶段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居民服务型消费异军突起，2013年到疫情前的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年均增长11.1%，高于同期人均消费支出增速3个百分点。
2.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结构
前面指出，“总消费率，包括政府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两大部分”。如果减去“政府消费率”（约15%左右），则“居民消费率”大约在40%左右。但是，如果完全“减去政府消费”，也未必妥当。因为“政府消费”中除了确实用于政府行政性的开支以外，还有一部分用于居民的公共性消费开支。因此研究完整意义上的“消费率”，应该同时考虑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
这里的关键点是什么？笔者认为，“该增的增，该减的减”。一方面，“该增的增”，主要是与居民直接相关的公共性消费开支，包括：（1）政府财政开支中，用于医疗、基础教育等领域的开支（这部分开支有助于维持消费者中那部分劳动力的再生产及生活改善）；（2）政府财政开支中，用于失业、养老、抚恤等开支。另一方面，“该减的减”。例如现行的“政府消费”中，由于有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8000多万人）存在，其中机关公务人员（720万人—730万人）以及大量行政性的各类组织人员数量过多，确实会带来一部分“低效成本”甚至“无效成本”，有很大压缩空间，应减缩此类因素带来的不合理消费。
3.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结构
这在中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这涉及当前全国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的实质问题。从2021年数据看，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307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5916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大约是2∶1。应继续调整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结构，尤其要弥补、强化农村公共消费（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与医疗、农村养老保障等公共消费）这一薄弱环节。
（三）第三条线：创新消费方式，促进消费升级
除了上述机制和结构两条线之外,还要注意研究消费方式问题。随着信息技术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方式的多样化趋势明显增强。例如，近年直播电商购物方式风起云涌，网上支付大行其道，其他如网上医疗、网上教育、滴滴出行、体验式消费、沉浸式购物、柔性化定制等多样化、个性化消费模式层出不穷。这里有大量的消费潜力值得挖掘。相信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展开，人民会创造更新颖的消费方式，从而促进消费升级。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本文摘自《学术界》2022年第四期，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