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经济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这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重要指引。
网络强国与产业链现代化
所谓网络强国，就是要求我们在网络化、数字化建设方面做到比绝大多数国家都要好。现在，我们已经在移动支付、大数据、数字网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健康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智慧城市与智慧社区建设取得一定的进展，“扫码”“刷脸”等支付手段在公共交通、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可以说，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正是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基础，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的前提。
现代化的产业链，应该说是一条从原材料到生产、营销，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的完整链条，包括厂商、购物平台、快递物流等方方面面，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发生“掉链子”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网上购物已经深入千家万户，多家网上购物平台的用户数以亿计。由此可见，这是多么巨大的市场，这也要求我们必须保证产业链自主自控，以确保消费发挥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可以说，相较于10年前，“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小到电子文件与网络会议的普及，大到平台经济与共享经济的发展、数字社会与数字政府的建设，都为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极大便利。
在产业转移中转型升级发展
从国际产业转移的规律来看，我们目前正处于第五次产业转移的中心。第一次产业转移是从英国到美国的转移，第二次是从美国到日本、德国的转移，第三次是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的转移，第四次是从美国、欧洲、日本、“亚洲四小龙”到中国大陆的转移，现在的第五次是从中国大陆向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的转移。所以，中国是这一次产业转移的输出国，整体上面临着高端回归发达国家、低端转向5000万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复杂形势以及产品利润率低的难题。我们将面临的产业转移现象是极其明显的，如果不转型升级就很可能会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困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人口红利方面，我们的相较优势已经越来越不明显，具体表现为占大多数的农民工年龄呈持续增长的趋势。2010年，我国21-30岁农民工的占比为35.9%，是比重最高的；到2019年，最高比重已经变为31-40岁的，占比为25.5%，同时41-50岁的占比为24.8%，50岁以上的占比仍有24.6%，农民工平均年龄是40.8岁。相较而言，我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而别的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人员年龄还很年轻，如印度、越南的工人平均年龄为28岁，这对我国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此外，面对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的农民工普遍的学历情况也不足以应对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新材料工业、生物产业等新兴产业的要求，如2019年数据显示，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占比最高的是初中文化水平（56%）。与此同时，我们还伴随着生育率降低、老龄化日益严重等多方面的人口难题。
要对产业转移因势利导，对症下药，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在中西部重点优势地区培育一批承接产业示范区，优化制造业“引进来”结构，加快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我国要从“中国制造”发展为“中国创造”的这条路是比较艰难的。但是，从世界制造业梯队来看，我们要从第三方阵（中、印等新兴国家）追赶至第二方阵（日本、德国）、第一方阵（美国）的任务又是紧迫的，距离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时间不到30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扭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构建市场竞争力强、可持续的现代产业体系。”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孙小兰《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讲稿摘编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