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目前，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聚焦未来5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目标任务，需要以产品创新为着力点，扩大优质内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都会面临的问题。每个企业或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会在强大的激励作用下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更多产品，但需求却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什么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即边际效用递减。以吃饭为例，在饥饿状态下吃下一个馒头，效用很大，第二个馒头带来的效用就会减少，饱腹状态下再吃下一个馒头，效用增加量几乎为零。
在宏观经济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反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消费愿望越来越弱。比如，当一个人月收入为2000元时，每月开支基本与收入持平，没有结余。如果我们将这个人的收入提高到5000元，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后，可以攒下500元。那么，他的消费倾向变为0.9。假定将收入增加至10000，每月消费8000元，剩余2000元，则消费倾向变为0.8。所以，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占收入的比例越来越低。这对宏观经济意味着什么？每个人的收入相当于生产出的经济产品。当一个人的收入是10000元时，意味着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价值10000元的产品。每个消费者都会有一定的储蓄，储蓄其实就是每个人生产产品后没有消费的部分。因此，这必然会导致消费不足的情况出现。多出来的这部分产品怎么办？企业部门可以将消费者没有消费的部分用于投资，以此实现供求平衡。但问题是企业投资不是可以无限扩大的。假如将这个人的收入从10000元变为100000元，而每个月只消费50000元，消费倾向将变为0.5。随着收入水平的逐渐上升，储蓄金额也会变得越来越多，就需要更多投资。对于企业来说，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企业的生产能力也越来越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又使得收益率越来越低，从而使投资积极性下降。这时可以通过降息调动企业投资积极性。利息是企业的机会成本，企业的净利润是收益减去利息成本。随着利息率的下降，即使企业投资收益率下降，企业得到的净收益或净利润率也可能保持不变，或至少是正向的，从而提升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当利息率降到0时，如果还有未被资本消化的储蓄，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产能过剩。
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隐藏危机
针对产能过剩问题，世界各国提出的解决方案都是扩大需求。第一种扩大需求的方式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以降低利息率的方式来扩大投资。随着利息率的下降，企业能够得到的收益率上升，从而激励企业增加投资，但依靠降息得到的项目的质量较低。假定目前的利息率是10%，企业就会将投资锁定在预期收益率达到10%及以上的项目。为激励企业投资，将利息率降到5%，这时企业就会投资预期收益率在5%及以上的项目。但是这些项目是之前利息率在10%的时候企业不会做的项目，故随着利息率的下降，企业投资的项目质量也在下降。假定利息率5%，企业投了一个预期收益率是7%的项目，由于利息率可在短期内大幅波动，在企业投产这一相对长期的过程中，利息率可能上调至8%，这时这一项目就会面临亏损。企业亏损有可能导致企业无法还上贷款，无论是对银行还是对整个宏观经济而言，这都不是一件好事。
财政政策虽然也能起到扩大需求的作用，但其所引发的政府债务问题是个大问题。欧洲曾出现一次债务危机，其源头就是希腊政府债务。当时希腊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超过110%。希腊债务危机引爆了欧洲债务危机，欧洲多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遭下调。希腊在欧元区的经济规模并不大，但其政府债务问题依然使整个欧元区都陷入了危机，由此可见，债务问题是个大问题。现在，世界各国都面临债务问题，尤其是各国为了应对疫情大规模支出，使政府债务大幅度扩大。2020年到2021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比例连续两年超过130%。截至2021年底，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250%。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不算大，在主要经济体中属于较低水平。但我们要以此为鉴，控制债务规模，避免出现系统性、全局性的金融、经济危机。
由此看来，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很有可能会导致经济陷入金融、经济危机。所以，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虽然能扩需求，但扩出来的需求是质量越来越低的需求，且无法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当出现外来冲击时，很有可能引发危机。
以科技创新中的产品创新扩大优质内需
第二种扩大需求的方式是通过科技创新中的产品创新，开发新产品，从而增加消费。现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各种产品曾经都是新产品，比如电脑、电视、互联网、手表、手机等。确实能够便利消费者生活的新产品开发出来后，或许价格略高，但消费者仍然愿意购买，这就是优质的消费。企业生产优质的产品，意味着收益率较高，抗风险能力也随之提高。假如投产前的利息率是10%，新产品的预期收益率是20%，在生产过程中，即使利息率突然提高到19%，企业的收益也是正向的。产品创新增加优质需求，在给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较高收益率，推动整个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总体而言，通过产品创新扩大出来的是优质需求，通过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扩大出来的是劣质需求。比如，一个人体重增加，一种可能是增加了脂肪，另一种可能是增加了肌肉。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就是在增加“脂肪”，使经济变得“虚胖”；产品创新是在增加“肌肉”，使经济变得“强壮”。
美国金融危机暴露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困境
在这里，我们以美国金融危机为例说明这一问题。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联邦基金利率达到3%以上。2000年，联邦基金利率达到6.5%。联邦基金利率是美国的基准利率，也就是最低利率。美国所有利率，比如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国债利率等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加上一定百分点形成的。大家可以对比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中的理财产品的收益率，3%已经算很高了。而当时美国的最低利率在3%以上。通常来说，高增长与低利率是一对组合，即要想促进经济增长，就要降低利息率，从而鼓励消费，推动投资。当时的美国在高利率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高增长，原因在于当时企业的收益率更高。所以，当时美国的经济增长是高质量的增长。
2000年后，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采取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利息率从2000年的6.5%大幅削减至2003年的1%。低利息率刺激出来的是后来著名的次级贷款。美联储大幅增加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后，银行需要新的项目将充裕的资金贷出，于是银行推出了新的金融产品，即次级贷款，用于刺激更多的美国家庭贷款买房。这些家庭大多数都是经济状况不太好的家庭，他们或付不起首付，或还不起月供，或拥有不良信用记录，不符合正常的贷款标准。次级，顾名思义，是银行降低了贷款标准。
在低利率的刺激下，大量次级贷款被发放，大量美国家庭买到了房子，美国经济迅速从衰退中走出来。2004年美国经济增速达到了4.4%左右，出现经济过热问题，引发通货膨胀。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通胀的问题在于需求过旺。为抑制需求，美国开始加息。利息率提高，就会增加买房家庭的月供，增加企业投资成本，从而总需求下降，最终导致通胀率下降。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从1%加息至5.25%。在利息率是1%的时候，这些贷款买房的美国家庭还能还得起月供，利息率升至5.25%时，很多家庭就付不起月供了。一断供，次贷危机就爆发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明显看到经济增长的质量变化以及危机的演变过程。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形势较好，大量新产品得到开发，包括互联网及其他数字产品，企业投资收益率保持较高水平。2000年以后的需求是通过降息得到的。产品创新与降息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状态完全不同，产品创新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促进的是低质量的增长。所以，要想保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要大规模增加科技投入，使足够多的新产品不断地生产出来，扩大消费者的优质需求。
（根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讲稿摘编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