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当下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其背后一定是带有经济代价的。怎样平衡经济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要怎样面向“双碳”目标，实现协同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污染物协同。减污和降碳是可以协同增效的。我国的大气污染，实际上与二氧化碳排放是同根同源的，都来自能源消费、工业生产、居民生活、交通运输等方面，所以具备协同治理的巨大潜力。从中长期来看，我们需要科学研判不同历史时期减污降碳的主要驱动力，系统谋划协同减排路径。从区域来看，大气污染严重的地区通常也是碳排放量比较大的区域。从行业来看，重化工业、交通运输、民用航空等都是大气污染和碳排放的主要来源，需要作为协同治理的重点予以关注。
第二，生态要素协同。我们现在要建立的是一个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国土空间既是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场所，同时也是碳源和碳汇的重要载体。一些较高碳汇潜力的生态系统类型，如森林、湿地等，向城镇和农地转化，则是碳汇向碳源逆转的重要因素。对此，我们应该以碳承载力为基础，聚焦区域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用地开发规模，对土地利用转变进行严格的管控，探索土地利用碳排放标准的制订。
在生产要素协同方面，我们要规避一些误区的影响：一是自然生态空间越大越好；二是需要恢复到原生自然环境和原始生态系统状态；三是追求齐全的生态系统类型和不符合实际的生态指标；四是只讲保护和修复，不提开发利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第三，地区协同。实现“双碳”目标迫切需要地区之间的协同，尤其是优势地区和后进地区的协同，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优势地区发展附加值高的高技术行业，而后进地区在上游供应资源，这样可能会透支生态环境；二是能源供应和需求存在逆向分布，长距离的运输实际上也在增加成本和排放压力；三是实现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也是一个重要议题，每个地区如果能够实现适度的自给自足，也就能够有利于增加区域的韧性，即抵抗外部压力的能力。
第四，系统协同。系统协同主要指的是城市和社区，即建设一个包括城市土地、就业、居住、交通、建筑在内的多体系联动的低碳空间。其中，高密度城市减碳和增汇的主要路径是改善土地利用，如提倡短距离出行以提高空间利用管理效率、减少高碳交通模式、在建筑布局上营造减少能耗的微环境、在市政方面推广清洁高效的基础设施、在城市里增加生物多样性进行吸碳和降温等。由此可见，低碳社区应该含有太阳能发电、共享充电站、功能复合住宅、可再生路灯、绿色建筑等一系列元素，形成较少排放、较低能耗的趋势，甚至在社区内达成零排放、实现碳中和。
第五，市场协同。除了减排和增汇，我们实际上还有进行碳交易这一路径。例如，企业A有超额排放需求，而企业B的排放额度用不完，那么二者之间就可以产生碳交易，以实现碳排放权的优化组合。
碳交易在全球的发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尤其从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以后。我国是从2013年、2014年开始试点，直到2021年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碳交易的基础就是一方有配额，但实际排放没有那么多。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自愿减排的项目，各个企业都将多余的配额出售给这一项目，有需求的企业可以去购买其中的配额，完成碳交易。所以，碳交易市场建设也要协同发展，具体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发挥碳抵消作用的自愿减排市场；二是发挥碳控排作用的碳配额总量控制与交易市场；三是发挥碳服务作用的围绕碳交易的所有第三方服务。在自愿减排市场中，自愿减排企业需要开发可再生能源或节能减排项目，经过政府的审定、备案、实施与监测、减排量核证、减排量备案的流程，最终获得核证的自愿减排量，从而进行交易。在碳配额总量控制与交易市场中，控排企业需要按时履约、交易碳资产、减少碳排放，主要是电力、钢铁、石化、化工、建材、有色金属、造纸、民用航空等高排放企业。围绕碳交易的第三方服务，主要是指政府或企业提供的包括碳核查、碳资产管理、绿色认证、碳金融、平台或软件建设等在内的服务。这些服务将带来很多新的工作岗位，我们也要在教育方面注重培养相关的人才。
总而言之，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地球边界安全范围内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根据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贺灿飞《碳达峰、碳中和与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型》摘编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