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可衡量、可感知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图景？有哪些具体的评价指标可供测量？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又需要何种路径选择、做出哪些关键部署？
　　对于以上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刘俏在近日举办的“第二十五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给出了见解。刘俏代表光华管理学院课题组发布了《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方向和路径研究报告》。报告从四个维度——经济、社会、政治、生态，共计55个指标来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并聚焦实现现代化目标亟需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本次论坛上，刘俏重点阐释了五大关键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速、全球价值链上游程度、居民消费率和可支配收入、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与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之间的差异以及“超越GDP”的经济指标。值得一提的是，光华学者们突破传统GDP的局限性，创造性地提出有效GDP（EffectiveGDP）的概念，通过调整因子构造出有效GDP这一反映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经济总量衡量指标。
　　两大课题组聚焦“二十大”重大时代议题
　　刘俏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特别提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那么，基于这五大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究竟是什么样的具体图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又需要何种路径选择、做出哪些关键工作部署？
　　为此，光华管理学院的两个课题组分别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和《超越GDP》展开有组织的科研，回应“二十大”重大时代议题、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其中，《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重点关注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用55个指标从经济、社会、政治、生态四个维度描绘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为未来分阶段目标落实的步骤、重要战略导向和重大政策选择提供参考。
　　《超越GDP》则是研究反映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经济总量的衡量指标。该项研究也是响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呼吁，作为构成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重要的改革举措。目前研究已取得阶段性进展。研究团队在指标构建选取方面突破传统GDP指标的局限性，合理延伸了GDP的内涵，创造性地提出“GDP调整因子概念”和“有效GDP”的概念。
　　“为更好地推进、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理解和把握其目标内涵、发展方向以及路径选择，指标体系的构建十分关键。”展望未来，刘俏表示，将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构建不同的指标体系，以反映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的差异性，从而更好地评价不同发展路径下人民的福祉水平，一方面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也将为国际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可行的政策建议。
　　从五大关键指标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刘俏表示，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和底层逻辑，在所构建的55个指标中再聚焦，可以重点关注以下五个指标，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判断中国经济社会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中国高质量发展存在哪些挑战。
　　关键指标1：全要素生产率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迫切且具体的要求，特别强调“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我国未来不断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源泉。中央财办有关负责人在解读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提到了“新质生产力是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
　　全要素生产率为何如此重要？刘俏分析，其基本逻辑可追溯到“增长理论”。根据Robert 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由要素（资本、劳动力）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的增长来解释。改革开放的前三个十年，中国强力推进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全要生产率的增速一直保持在4%左右，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同期贡献了近40%的GDP增长。这也解释了中国经济为什么在1980至2009这三十年能够保持年均10%的经济增长。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进程进入尾声甚至可以说已经基本结束，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开始下降，从工业化阶段的年均4%逐渐下降在2%以内。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是经济体在完成了工业化之后还能保持2.5%左右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只维持在1%以内，最近几年甚至降至0.4%、0.5%左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长期增长率只能达到1.5%左右。
　　传统观点认为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到2%以内后，我国长期增长率大约只是在3-4%之间，中国将长期面临与西方国家一样的生产率增长的挑战。在刘俏看来，在工业化进程结束后，中国依然能够找到一系列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结构性因素，从目前低于2%的水平反弹，在未来十几年保持2.5%或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而实现5%左右的中长期GDP增速。对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增速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空间的判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作为最核心的评价指标的原因。
　　“在未来十几年，投资很重要。”刘俏在谈到如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时强调，通过对1978至2017这四十年间的数据分析，中国投资率每增长10个百分点，会带动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18个百分点，两者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刘俏表示，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可通过“政府+市场”聚焦节点行业和节点领域的投融资，具有拉动上下游市场主体就业的巨大能力，因此我们想要保持投资强度，就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现在的或是未来的节点行业和节点领域保持一定的投资强度。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也提出“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这些行业和领域都有望成为节点行业和节点领域。
　　通过顶层设计和产业政策，保持投资强度甚至超前投资，引导资源配置在有助于形成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新的节点行业和领域，进一步解决长期桎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如果这一过程中发挥好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有效带动激发民间投资、推动各类市场主体不断涌现和创新活力的迸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么我国面临的生产率增长挑战就有可能得到化解，而经济长期增长的潜能也能顺利释放。
　　综合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可依赖的路径主要来自两个环节：一是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另一个是进一步解决制度性障碍，通过体制改革和进一步高质量的开放，破解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结构性问题。
　　关键指标2：全球价值链
　　刘俏表示，过去几十年，我国积极参加全球范围的产业分工，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我国目前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出口中本国中间品和外国中间品占比之后）高达62.6%，远高于美国的46.9%和日本的47.8%。我们除了关注全球参与度，更要关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如果一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其发展很容易被处于上游的经济体或者国家遏制。
　　根据测算，中国价值链上游程度的取值为0.01，同期美国为0.29，德国为0.14，日本为0.08。横向比较提醒我们，我们在全球价值的位置相较于美国等主要工业化国家要相对不利得多。在全球化进展顺利的时代，这可能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而，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剧烈变化，双边、多边关系之间的科技、经济、安全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其重要性就愈发凸显。我们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定位非常重要。所以“全球价值链”这一指标本身也是关注现代化进程和发展质量很重要的指标之一。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需要往上游走，达到日本、德国甚至是美国的水平，未来十几年时间需要做非常多的努力，最重要的就是研发，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刘俏表示，从投入总量上看，2022年，中国研发费用首次突破3万亿元，研发强度也达到迄今最高的2.55%，达到了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和同期美国3.45%、日本3.26%、德国3.14%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在基础研究领域，欧美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费用的比例基本稳定在12%以上，美国大约为15%，基础研究投入大幅超过我国。2022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刚刚突破2000亿人民币，美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换成人民币应该是1万亿人民币以上，是我们的5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2022年达6.3%，仍远低于主要经济体12-25%的水平。因此，在加大总量投入的同时，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比例相对不足的结构问题也亟待改变。
　　基础研究的研发是一个国家真正掌控在全球竞争中制高点最重要的基础，事关推进我国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刘俏建议，基础研究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这个过程中，需要发挥好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积极作用、引导作用，通过发行长期国债等方式将所获资金投入到难以仅依靠市场力量的底层、重大、前沿技术创新领域。与此同时，需要充分调动市场力量，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估值体系，把基于基础研究带来的社会回报大于资本回报的部分纳入企业估值体系之中，实现对科技创新的估值溢价，以有效激发创新主体投资基础研究的积极性，进而促进全社会实现创新发展。
　　关键指标3：居民消费率和可支配收入
　　从“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再到不久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2024年扩大国内需求的着重部署，显示了强大的国内市场和不断提升的居民消费率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刘俏表示，从基本面看，中国现在的居民消费率约占GDP比重38%-39%左右。从国际比较看，这一比重与美国70%左右、日本约65%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我们预测，随着强大国内市场的形成、消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的发挥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中国居民消费率2035年将提升至60%以上，其中服务消费在消费的占比也将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费率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评估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居民消费率偏低背后的关键因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过低。2012-2021这十年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在42-45%之间，大部分年份为43%左右，远低于美国同期70%的水平。这个指标的全球均值为60%。在未来，我们能否把这个指标也提高到60%甚至更高一些，对评估经济发展的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那么，如何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刘俏分析，有很多环节都可以优化，比如：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的占比能否提高？在第二次分配中，在税收方面能否以转移支付等形式，增加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此外，我国目前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人均GDP的4%，远低于美国的16%。如果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达到美国的水平，我们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可由目前的43左右%提升到55%，将极大提升居民消费率水平。
　　关键指标4：
　　“18%到0”，推动乡村振兴和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
　　刘俏表示，收入和发展机会不平等是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痼疾。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题中要义。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将“推动乡村振兴和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作为最重要的指标之一的原因。
　　中国的收入和机会不平等集中体现为城乡二元结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不断缩小。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依然是农村居民的2.5倍左右。即便在共同富裕示范省的浙江，这个数字最低，但也有1.7倍的差距。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这种差距应该降到非常低的比例，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刘俏分析，一方面是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比较低。2020年农业附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为7.4%，但是仍然占用24.6%的就业人口，几乎相当于7.5亿总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此庞大的就业群体贡献比重如此低的附加值，这表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较低的，也说明农业改革、乡村振兴迫在眉睫。
　　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35年，如果要达到现代化国家的水平，农业就业人口可能下降到6%左右的水平，意味着未来十来年将有1.4亿农业就业人口需要跨行业转移。
　　另一方面，也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较低的原因。2021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非农业人口与户籍总人口之比）为47%，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城镇生活六个月以上的人口数与年末总人口之比）为65%。两者中间有18个百分点的差异。这意味着，中国有2.55亿人居住在城市，但是没有户籍。加上未来还有1.4亿人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总计未来可能有4亿人需要在城市里居住下来，完成社会身份的变迁。
　　当城市有了大量的人口流入，他们的消费对当地的产业结构、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效率都将带来影响。比如，在房地产领域，这些新市民首要的选择可能不再是购买商品房，而更多是考虑保障性住房，或者保障性租赁住房，这就会带来全新的房地产发展模式。
　　刘俏强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18个百分点差距能否逐渐减少并最终趋近0，应该成为衡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之一。
　　关键指标5：“超越GDP”的经济指标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决定了我国经济政策目标体系不应局限于传统GDP指标或增速。刘俏表示，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运行规模的宏观经济指标，具有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连贯性、可比性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曾有经济学者将GDP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然而，将GDP用作衡量人类福祉的指标并非完美。例如，GDP无法衡量非物质福利，无法衡量增长的质量，忽略了负外部性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准确性也受到质疑。
　　在此背景下，光华管理学院的研究团队采用了类似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在指标构建选取方面突破GDP的局限性，创造性提出“GDP调整因子”概念和“有效GDP”的概念。其中，有效GDP反映“理想发展模式”理念下各国的真实发展水平；GDP调整因子是一系列重要的、衡量人们生活质量或福利水平的指标的函数，可以作为各国发展水平对标“理想发展模式”的折现因子，对GDP起到调整、修正的作用。
　　构成GDP调整因子的指标体系包括七方面：劳动生产率、基尼系数、出生时预期寿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5年平均）、家庭可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人口比例、国际贫困线以下的就业人口占比、客运量。需要强调的是，基于以上7个指标且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理念、发展特征的GDP调整因子，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的近200多个指标（SDG）关联性非常高，相比SDGs指数的解释力更强，在衡量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效率上更具优势。研究团队对公开数据的整理和测算得出的初步结果显示，这一方法论对传统GDP和现有超越GDP指标体系从新的角度进行了补充和改善，创造性地构造了一个衡量人类福祉水平的指标。
　　刘俏表示，“超越GDP”的经济指标是未来我们评估中国发展水平的一个总汇指标，它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向以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