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有多大？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容易陷入情绪化的二元对立，要么乐观，要么悲观，缺少位于两个极端中间的判断。乐观固然有其基础：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1978至2022这四十五年间，中国GDP平均年增速高达9.1%（见图一）；即使是本世纪第二个十年GDP年均增速已经降到7.6%（2010-2019），中国在这个阶段的绝大部分年份仍然贡献了全球30%以上的增长。无疑，将这样的经济表现简单外推去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人们很难不产生乐观的情绪。悲观者倾向于将观察的侧重放到近期中国经济形势正在经历的重大转变：自2015年GDP增速破7之后，百分之六点几的增长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长久以来，人们习惯接受的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常识判断”（conventional wisdom）是“我们需要7%到8%的经济增长来保证充分就业的基本实现”，于是在 “保住5%左右的增长”都已经成为规划经济工作和制定宏观政策时更常去锚定的目标、年轻人就业问题凸显出来成为对中国经济的重大挑战时，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逐渐产生并开始弥漫，类似《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乔治·弗里德曼）、《中国模式遇上了大麻烦》（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文章开始频频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
中国经济奇迹终结了吗？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率到底是多少？三年疫情期间4.5%的年均增速是否意味着一个新的常态的出现？在房地产和大基建的投资周期接近尾声、人口和劳动力红利渐行渐远、中国制造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国内外环境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经济增长动能逐渐式微之际，引领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新引擎又是什么？“没有什么比正确地回答错误的问题更危险的”（德鲁克）。理解中国经济，我们需要客观、理性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逻辑，聚焦解决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最重要的第一性问题。如果不了解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多年高歌猛进背后的原因，将很难理解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成长的空间。
图一 中国GDP年增速（%）：1978-2022
来源：国家统计局；作者分析
改革开放的前三个十年，中国强力推进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全要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为TFP）——的增速一直保持在4%左右，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同期贡献了近40%的GDP增长。这很容易就解释为什么1980至2009这三十年我国能够保持年均10%的经济增长。中国这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与通过改革开放推进工业化有关。然而，在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和附加值于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进入尾声甚至可以说已经基本结束，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开始下降：从工业化阶段的年均4%逐渐下降在2%以下；同期中国的GDP增速也从改革开放最初三十年的双位数下滑到疫情前的6%左右。
在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如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最大的不确定性。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是经济体在完成了工业化之后还能保持2.5%左右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传统观点认为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到2%以内后，我国长期增长率大约只是在3-4%之间，中国将长期面临与西方国家一样的生产率增长的挑战。3-4%的增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显然难以令人满意，对中国经济未来前景的悲观观点大都由此而生；与这样一种历史宿命论相对，中国有没有实现历史一种新的可能性：在工业化进程结束后，中国依然能够找到一系列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在未来十几年保持2.5%或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而实现5%左右的中长期GDP增速，至2035年实现GDP总量和人均的翻番（相较于2020年的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增速的判断，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空间的判断。
工业化进程中的生产率增长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
中国经济最近四十余年的高歌猛进是世界经济史上一个宏大的叙事。中国经济巨大的成功使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学术界的一座富矿，催生出关于“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的各种理论解释。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增长的各种解释虽然侧重不一，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中国的增长范式很大程度上符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描述。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 （Robert 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由要素（资本、劳动力）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的增速来解释：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资本增长率（ΔK）、劳动力增长率（ΔL）、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ΔTFP）都保持非常高的水平，合在一起解释了中国长达40多年年均9%以上的增速（ΔGDP）。要素投入方面，过去近四十年，因为有“人口红利”，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到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资本投入方面，我们也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通过引进外资和大基建、房地产等投资，形成了大量固定资产，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品的银行信贷，进一步推进了我国社会信用的扩张，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和“资本化”，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保持了资本投入的增长（ΔK）。1978年至2020年，中国按M2衡量的广义货币供给年复合增长率大约为19.65%，而同期GDP的年增长率为9.1%，前者比后者多了十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速。然而，这个阶段我国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的货币化或是资本化——土地、房地产和大基建等投资形成了大量货币化的资产，同时带动了生产网络（production network）中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是中国发展模式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保持了很高的增速（图二）。一个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过程中通常能够保持较高的TFP增速，而在工业化结束之后，因为服务业占比大幅提升时，再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就变得比较困难。技术革新、规模经济、生产组织方式及激励机制的创新等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其对生产率增速的边际推动作用在完成工业化之后会逐渐变弱，这是经济演进的一个基本规律，有大量实证事实的支持。例如，1870年—1970年是美国的工业化阶段，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大约同步，这段时期伴随着电灯、内燃机、电话、留声机、电影、电梯、电力机械、家用电器、汽车、卡车、飞机、高速公路、郊区和超市、排污下水道、电视、空调、州际公路等等的相继发明并大规模使用，推动了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一百年间保持了年均2.1%的增速；而在美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逐渐开始下滑，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年均TFP增长已经降到1%，最近十年更是长期徘徊在0.7%左右甚至更低。
图二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速（十年平均）
来源：作者根据文献整理。
因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前三个十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表现出色：1980至1989，TFP年均增速是3.9%；1990至1999年间年均增速高达4.7%；2000-2009年这十年间TFP年均增速也达到了4.4%（见图二）。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不难理解，1980-2009，中国经济实现了双位数的经济增长，至2010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
“政府+市场”的增长范式推动中国完成了工业化
1861年奕？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洋务运动以来，宣告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开启。然而，与几乎是同期开始工业化进程的美国和日本等国相比，中国的工业化历经坎坷，进程中间经历的曲折挫败难以言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启新的一轮尝试，努力实现工业化。终于，在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和附加值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时，可以说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为什么中国最近这七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余年时间，能够极大地推进工业化进程，最终完成伟大的工业革命？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思想和理论上摆脱了政府与市场简单二元对立观点的束缚。政府顶层设计与激发底层活力相结合，合力建立一个大规模市场，使得大规模生产和产业的崛起成为可能；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布局，逐渐从价值链的低端领域向高端领域迈进，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其次，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从家庭承包责任制、地方政府政绩竞赛机制、管控性的金融发展确保相对稀缺资金能够投入到节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到地方政府创造性地把土地和城市的未来收益“证券化”等——这一切不仅带来了经济发展急需的资本，也激发了经济主体的活力，促进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进而大幅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此外，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审慎有序的货币、财政政策相互配合为中国工业化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利条件。
图三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速与投资率：1978-2017
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9.1；作者分析
中国的工业化故事是一个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的故事，也是一个投资强度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的故事。对1978-2017年间的宏观数据简单分析显示：中国的投资率（即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GDP之比）和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图三）。1978至2017这四十年间，中国投资率每增长10个百分点，会带动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1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提升，这一发现与用美国或是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的数据分析得到的实证事实大致吻合，反映了工业化进程中的一般规律。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绝大部分年份，投资率保持在GDP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尤其是过去四十年我国正经历工业化过程中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一个大周期，对于这些关键行业的大量投资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图四 中国生产网络的演进：1985 vs. 2018
来源：作者分析
我们可以从中国生产网络的演进变迁中发现投资尤其是关键节点行业的投资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意义。图四分别给出了1985年（左图）和2018年（右图）中国的生产网络图。生产网络基于投入产出表绘出，每个点代表一个行业，点与点之间的连接反映出两个行业之间存在上、下游关系；如果一个行业出现在生产网络图中密度较高的区域，表明该行业与许多周边行业都有上下游关系，该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生产网络中更可能处于关键节点位置，牵一发动全身——我们把该类行业称为节点行业（nodal industry）。
仔细分析中国生产网络从1985年到2018年的变迁，可以理解我国经济结构的演化与变迁。透过图四可以看出这三十多年时间，中国的生产网络变得越来越复杂，行业与行业的联结变得越来越密切，整个网络的密度越变越大；这一过程中，涌现出大量重要的节点行业以及把这些行业连接起来的大量市场主体（迄今已有1.6亿个市场主体），反映出中国市场经济广度和深度一直在拓展。
过去的40多年，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紧密结合。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支持之手）搭配在一起，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政府通过5年规划、产业政策、金融资源的配置等聚焦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节点行业 （nodal industry）。发生在节点行业的技术变革和冲击通过生产网络传递和放大，形成溢出效应，带动了上、下游大量市场主体的出现，对总体经济产生一个倍数效应。可以说，越是处于节点位置（生产网络里密度最高的区域）的行业，对经济的影响越大。实证研究也显示那些产业链比较长的投资项目一般给当地经济会带来更多的就业、税收和增长。
有为政府发挥对经济的积极作用有两个前置条件：（1）存在着数量庞大的紧紧围绕节点行业的市场主体；（2）节点行业的出现与更替是基于大规模的投资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梳理过去40多年的经济发展，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1.6亿个市场主体的出现，背后体现了有为政府加上有效市场对中国经济起到的重大的推动作用。通过大量投资节点行业和关键领域，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巨大增长，助力中国实现了工业化。
“政府+市场”的增长范式与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相比，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计划经济模式下，中央计划者也将稀缺资源配置到某些关键行业（记得“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等口号吗？），但是产品和服务在行业与行业之间传递主要依赖指令性计划，并非基于市场交易，效率乏善可陈；那段时期经济生活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只存在一些用于完成指令计划的经济单元，“市场主体”数量非常小。因此，计划经济下国民经济生产网络比较稀疏（Sparse）。在这样的生产网络里，任何一个行业只与少数行业相关，形同“孤岛”，将大量资源配置于这些类似“孤岛”的行业很难产生外溢效应，更难以形成影响总体经济的倍数效应。大量的投资无法催生出支撑国民经济的节点行业，阻碍投资产生更大的社会回报。这是计划经济下投资效率相对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以市场交易为主的经济体里（例如西方工业化国家），存在数量庞大的市场主体，通过这些市场主体的市场交易行为，不同的行业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密度很大的生产网络。然而，因为没有政府的顶层设计和产业政策的支持，那些资本回报小于社会回报的行业往往面临投资不足的情况，难以成为新的节点行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演进。例如，美国虽然贵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其基础设施、通信网络等却投资严重不足——这些行业的资本回报小于社会回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私营资本缺乏投资这些领域的动力。美国的制造业也面临类似窘境，虽然维持制造业一定的GDP占比符合国家战略需求，但是制造业的资本回报相对不高，资本更愿意将其外包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经济体，导致美国目前制造业的GDP占比只有区区11%。
当然，“政府+市场”的增长范式也有其短板。顶层设计和产业政策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大量的投资和资源配置也不一定能够催生出能够带动大量上、下游新产业或新业态的节点行业：一方面，技术变革和产业变迁有其不确定性，中央计划者很难做得全知全觉；另一方面，大量的实证研究显示，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市场所引领的投资在资本回报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一般情况下，政府主导的投资的资本收益率相对低一些，这涉及到政府作为决策主体和实施主体时面临的预算软约束等道德风险问题。
作为一种增长模式，“政府+市场”的增长范式在中国获得极大成功有其原因。首先，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引领的重点投资领域很多属于完成工业化必须投资的基础领域，例如，铁路、公路、产业园区、通信网络等推动工业化必需的基础设施。这类投资的社会回报一般情况下远远大于资本回报，如果完全由竞争性的市场来主导，可能会面临投资不足（under-investment）。第二，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经济自下向上的活力，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涌现出大量的市场主体（目前企业数量已经超过5千万，工商注册的市场主体数量突破1.6亿），企业和企业家精神为中国经济运行注入了活力，市场也逐渐成为资源配置最重要的机制。政府和市场联合发力，大量资源配置到重点投资领域及其上下游领域，内生推动了国民经济生产网络的演进，催生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系列节点行业。制造业、高速公路、通信、高铁，以及1998年开启房改后的房地产行业等先后成为中国经济中的节点行业。聚焦这些支撑国民经济的节点行业或节点领域，不仅保持了投资强度，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高增速（见图三），而且带动了上、下游大量投资机会的出现，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挑战——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了平均高达4%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但是，在2010年我国的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按产值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之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接近或者说已经完成，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能之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开始下降，2010年至2019年TFP年均增速仅为1.8%，为工业化时期的一半左右（参见图二）。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是在工业化进程结束后一个经济体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向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转型是必然发生的一个规律，世界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概无例外都经历了这一阶段。以美国为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美国虽然率先引领了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生命科学等技术革命，而且革命性的技术带来新的市场、服务、产品和高科技公司，按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应该高歌猛进。但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早在1987年就指出，“计算机时代随处可见，就是无法在生产率数字中找到踪迹。”新一轮的技术变革没有阻止美国生产率逐渐下滑的基本局面。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最近四十年已经下降到的1%左右，最近十年甚至不到0.7%。第三次工业革命并没有像发生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大幅提升——经济学家们把这一现象称为“生产率增长悖论”。
美国西北大学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在2016年出版的《美国增长的起伏》（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书尝试解释“生产率增长悖论”。他指出，无论是机器人还是生物技术都不可能再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现有生活方式，它们与工业革命时的蒸汽机、电力和自来水等技术突破相比，根本不值一提。那些对改变人们生活，推进人类福祉，提升全要生产率增长贡献最大的技术创新，大多只能进行一次，早在美国经济的工业化过程中就已经发明并被广泛运用于改善人们生活，而后续的创新只属于边际改善；而且，现有科技创新大多集中在服务、信息领域，难以实现机械化和规模经济，因此否定了通过技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为此，罗伯特·戈登挑战了美国经济增长将持续不减的观点，强调美国工业化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奇迹不会重演。在宣告技术乐观主义破产的同时，他指出美国创新和增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越演越烈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教育停滞、人口老龄化、大学生和联邦债务大幅上升等问题。
我国同样面临“生产率增长悖论”的挑战。继2010年我国制造业产值和附加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大国后，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的GDP占比超过第二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部门，至今两者的差距还在扩大。伴随着工业化的完成，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下降到2010-2019年的1.8% （图二）——虽然这段时间全要素生产率下滑受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政策环境、全球化逆转、中美贸易战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工业化进程的结束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最重要的结构性原因。
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这个宏大叙事中最重要的章节。我们的测算显示，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中国的总量和人均GDP大约比2020年需要翻一番，在2035年前大约需要保持5%的GDP增速。对于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实证研究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大约贡献一半左右的经济增长；在工业化进程结束和人口红利消失的大背景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对增长的贡献需要从过去的平均40%左右提升到50%左右，这就要求未来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保持在2.5%甚至更高的水平。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重要性。经过4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2019年大概相当于美国的40%，即同样的要素投入（资本和劳动力）产生的产出相当于美国的40%。到2035年如果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达到美国的60%，也需要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超过美国1.95个百分点。假设美国维持目前年均0.7%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变，未来我国需要保持每年2.5-3%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做最终驱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在于，在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我们如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一国经济表现的决定性因素。自工业革命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是经济体在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能够长期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既然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生产率持续高速增长也是例外而非常态，中国有没有可能再创造一个奇迹：在完成工业化之后还能长期保持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没有可能实现V型反弹？
保持生产率一定水平的增长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逻辑和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没有可能从目前低于2%的平均水平实现一个V型反弹重新回到2.5%甚至更高的水平？如果我们笃信旷日持久困扰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的“生产率悖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然而，中国过去40多年所创造出的经济奇迹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中国发展模式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或是思维框架，它是一个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思想探索和实践探索的集成。中国发展模式的普适性不在于它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而在于它以开放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发展中的第一性问题，并不断寻求以现实可行的方法去破解这些问题。
从历史演进的视角看，全要素生产率是个内生变量。全要素生产率能否持续增长取决于我们能否找到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动能以及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和更加彻底的改革开放举措释放这些动能。我们的分析显示，推动中国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动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首先，中国仍然拥有“再工业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生产率增长空间。中国叙事里的“再工业化”与美国解决生产率增长不足所采取的“再工业化”不同：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 “再工业化”的核心是恢复和发展高端制造业，弥补美国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去工业化大潮”所带来的经济“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等问题；而中国的“再工业化”更多指的是“产业的数智化转型”，即任何行业都可以通过数智化再做一次。通过5G/6G、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模型等驱动产业的变革，将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
第二，“新”基建投资——实现再工业化和改善民生所需的基础设施。“新”基建是相较于传统基建而言的，它首先包含一个“再工业化”的考虑。围绕“再工业化”的“新”基建涉及跟产业变革以及跟产业互联网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数据中心、云计算设备等。除了上述基建之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急需继续投资跟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比如旧城改造、租赁住房、城市公共设施的投资等等。这些领域不仅投资规模可观，而且如果能够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吸引民营资本投入，是可以进一步提升投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
第三，大国工业。我国已经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门类，制造业的GDP占比达到27%，远远超过美国的11%。虽然我们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门类，但是在一些关键的零部件和底层技术上还无法形成“闭环”，我们的大国工业还有发展的空间。未来中国的制造业的GDP占比需要维持在23%左右。而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将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开阔的空间。
第四，改革开放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主要有两个来源：技术变革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除技术变革外，“彻底的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开放”能形成一个庞大的制度红利空间，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巨大空间，从而推动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
第五，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碳中和不仅仅是单纯的能源革命，而是一场比能源革命要更深刻、更彻底的经济社会的系统变革。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在2021发布的年度报告中估测为了达成2015年《巴黎协定》规定，实现全球平均气温较1850年升高的幅度低于1.5℃，全球需要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实现这一目标，IRENA测算2021-2050年内全球的总投资规模至少需要约131万亿美元。我国温室气体排放规模到碳达峰时估计会占到全球的30%。如果将全球实现碳中和所需的131万亿美元投资等比例分配，我国实现碳中和需要投资的规模大约在270至300万亿元之间，相当于未来三十年每年投资8%左右的GDP。这样的投资强度不仅可以抵消传统节点行业（例如：房地产）投资下滑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将通过产业和技术变革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进一步提高的巨大空间。经济增长动能和增长模式剧烈变革的时代已经来临……
尾声：历史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全世界（包括现在的中国）都被“生产率增长悖论”困扰之时，我们能否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解决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仍然能够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V型反弹，从而创造历史一种新的可能性？
图五 中国上市公司市值前十名：1997-2020
来源：Wind资讯；CSMAR数据库；作者分析
美国理论物理学家李·斯莫林说过，“当思想改变你的思想，那就是哲学；当上帝改变你的思想，那就是信仰；当事实改变你的思想，那就是科学。”借用李·斯莫林的表述，在讨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空间时，我们需要理性的科学分析，需要改变我们关于增长的思维方式；而在完全不可预测的未来扑面而来时，我们还需要关于增长的一种信仰。
中国经济生活中依然存在一系列推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新动能，这些新动能和它们对应的大量投资为中国未来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带来了巨大的潜力；中国式发展道路一直寻求在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短期利益与长期目标、资本回报与社会回报之间找到一个更有利于发展的均衡，通过持续的结构性改革和创新的政策体系破解“生产率增长悖论”，我们有可能创造历史一种新的可能性，在经济思想上实现对现有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突破；而当信仰必须选择时，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仰来源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业已存在的1.6亿个市场主体以及他们在极其困难情况下展现出的韧性和创新活力。
图五给出了1997年至2020年中国市值最大的十家上市公司。1997年至2020年，中国市值最大的企业在结构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大市值企业在结构上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迁：1997年工业企业占比较高，但这个阶段的上市公司还不能代表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的全貌，大量的央企和地方国企改制上市要若干年后才会发生；2007年代表性企业几乎全部来自提供资金要素的金融机构和提供原材料的能源板块，对应着工业化进程中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这一结构一直延续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国经济转型的滞后；2020年的最大市值企业结构上更多元，既有传统的要素提供商，也包括平台企业、消费类企业和制造业企业。
作为对未来的一个预测，我基于图五中提出了一个在管理学院课堂上经常问及的问题：哪些企业会出现在2035年中国上市公司市值前十名的排行榜上？如果您经过长时间思考后才能勉强写下2到3个企业的名字，那么恭喜您，您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是充满信心的！
中国国民经济的生产网络将如何演进？哪些行业会崛起成为新的节点行业？实现生产率增长我们需要聚焦投资什么样的关键领域、解决什么样的节点问题？我将在《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系列之二》提供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