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同于传统企业，也不是纯粹的公益组织，近年来，一种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目标的新型混合组织形式——社会企业正在国内快速发展。此前数据显示，我国社会企业数量已超175万家，主要分布在四川、上海、广东、北京等地。何谓社会企业？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状况如何？社会企业在社会治理中具有哪些优势？未来，社会企业还面临哪些挑战？
什么是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的“社会”，并不体现在身份特殊。上海交通大学一项调研显示，社会企业具有多元法人性质，65.5％的社会企业是企业法人，32.2％是非营利组织，2.3％为合作社。社会企业不依靠捐赠资助，它们和传统企业一样，都要通过主动开拓市场、创造商业价值获得盈利，从而实现可持续运转。但社会企业比传统企业的“生存”更为严苛，因为社会企业往往瞄准的是传统企业认为市场潜力低、商业价值不突出的领域。
为弱势群体服务是社会企业的一大特征。善品公社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于2015年发起成立的社会企业。他们以合作社为基础，促进乡村农业从单一生产型向流通加工型转变，实现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山西隰县的香梨、陕西富平的柿饼、云南红河的红米、湖北秭归的脐橙……在善品公社带动下，一大批有着鲜明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受到市场青睐。截至2022年底，善品公社已在四川、云南、山西等19个省份的127个县（区）落地150个合作社。“社会企业在乡村振兴特别是联农带农发展产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已成为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刘文奎说。
与此同时，社会企业在提供产品服务的过程中，既不能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其利润和资产还受到限制，以确保社会企业持续专注于该领域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北京市为例，在企业类社会企业中，已有七成作出相关限定，其中有68%的企业承诺将利润的1/3以上用于自身所承担社会使命的事业发展，73%的社会企业承诺在清算时会将剩余资产的1/3以上进行捐赠或转让给同类企业或慈善机构。
选择不太赚钱的领域挣辛苦钱，好不容易挣来的钱还要大量回馈社会，社会企业为什么这么“傻”？
社会企业的竞相涌现，一定程度上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面对复杂繁多、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我们除了要呼吁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也要清醒认识到公益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商业运作理念有助于实现公益效能最大化。”在刘文奎看来，作为一种创新组织载体，社会企业融合了现代企业制度与现代慈善机制的长处，规避了二者的不足，以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方式从市场获取可持续的发展资源，最终目的是既解决社会问题又实现自我造血。不仅能使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更重视社会利益，也使得公益慈善更加高效、更具力量、更可持续。
社会企业的“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企业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之后，开始思考社会责任、承担社会价值的萌芽。
怎样参与社会治理
我国社会企业发展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各地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特色。“从北京的实践看，社会企业在参与社会治理、提高公众福祉、增强城市韧性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城市治理研究所所长于晓静介绍，目前，经北京市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和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认证且在有效期内的社会企业有133家，涉足领域丰富，受益人群广阔。
在环境保护领域，北京抱朴再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为300余家企业提供零废弃可持续整体解决方案，截至2022年底，让2370多万个瓶子获得重生，相当于减碳2165吨；在残障人士就业领域，集善乐业（北京）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近4000名残障人士及其家属提供技能培训，创造近千个就业岗位，截至今年6月，累计收入1600余万元；在乡村振兴领域，分享收获生态农场的管理学博士化身“新农人”，用10年时间让土壤有机质含量从1.5%提高到5%，这一成果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写入可持续农业案例集。
从就业促进、托育养老、助残帮扶到生态环保、医疗健康、物业管理，社会企业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优势得到充分彰显。“社会企业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新路径。”于晓静表示，和公益组织相比，社会企业以市场机制解决社会问题，更有发展底气；和传统企业相比，社会企业以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为根本宗旨，主动开拓金字塔底层市场，从而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相比，社会企业更有能力将政府注入的资源转换为多样化的公共产品与服务。
《北京市社会企业影响力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北京市2019年认证的10家社会企业合计收入6892.8万元，服务2900家企业及80多个社区，受益人次超500万。2022年，北京市出台《关于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意见》，提出“十四五”末认定社会企业超300家的目标，重点扶持养老助残、家政服务、应急管理、社区服务等民生保障类社会企业。
可以说，社会企业的“傻”是为了更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自身能力面临挑战
经过多年发展，社会企业在国内已初具规模，其发挥的作用得到广泛认可。这背后，日益完善的制度体系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邓国胜指出，无论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需要，还是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等时代命题的提出，都为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新机遇。资料显示，自2011年起，有关社会企业认证及支持的创新政策在北京、广东佛山、四川成都、湖北武汉等地陆续开启，构建起从登记、认定、扶持到摘牌的全生命周期政策保障体系。
不可否认，目前，数量少、规模小、运营模式尚不成熟、自我造血能力不足、缺乏身份认同等问题依然是制约社会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社会效益类型宽泛、主观性强、指标不容易量化，社会企业创造的价值很难通过传统的营收指标来衡量，直接影响了相关政策的示范效应和扩散速度。”邓国胜说。
除了外部环境，社会企业自身能力也面临挑战。“在发展初期，社会企业对外部扶持的依赖较高，但随着企业发展壮大，来自市场的收入占比会增加，而最终能走多远，则取决于其商业模式能否盈利且可持续。”有业内专家表示，社会企业必须做好战略规划、提升专业水平，以独有的商业价值打造核心竞争力。
促进社会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邓国胜从政务、市场、金融、法治、创新、慈善等维度提出了“社会企业营商环境”的概念，综合来看，目前多数城市社会企业营商环境还有待提升。此外，专家表示，推动社会企业高质量发展，还要培养一批具有奉献精神、社会责任、公益意识的社会企业家，并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企业家精神和商业向善理念的弘扬。 （经济日报记者 康琼艳）
